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2012年《法治蓝皮书》。蓝皮书指出，根据调查，近四成公职人员认可当“裸官”。级别越高的公职人员对“裸官”更宽容，接受调查的省部级、司局级和县处级的公职人员超过半数认可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而认可“不得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选项上，省部级高官的比例最低。（《京华时报》2月21日）

四成公职人员认可裸官，体现了一种权力的心态和价值观，在笔者看来，这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遭遇强烈反对其实是一个“调调”，并不奇怪。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称为是反腐败的终端机制。通过公开官员财产，实现权利对权力的监督，这是国际惯例，也是我国政治文明的内在需求。当前，我国“公开官员财产不差论证只差行动”，既有国外大量成熟经验予以借鉴，又有国内相应实践进行支撑。然而，尽管舆论对此长期呼吁，看似“水到渠成”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仍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官员财产申报之所以迟迟不能浮出水面，根子就在于官员群体的公开或不公开抵制。

当然，贪官毕竟是少数，多数都是“清清白白做事拥有合法财产的官员”。而反对财产申报的姿态，也未必就一定说明其财富来源带有“原罪”。但这种无谓的焦虑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诸多为官者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没有真正明晰自己作为一个官员的应得之权利和该付出之义务。正如多次提交官员财产申报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所言，“相当一部分官员还未认识到公开财产是其义务”。

认同裸官，大抵也是如此。官员也有财产隐私权，与官员配偶也拥有作为一个公民的自由迁徙权、官员配偶子女移居国外与官员个人的忠诚度没有直接关系，几乎是一种逻辑的不同阐述。

事实上，如果官员孤身在国内任职，不论有无腐败行为，本身都是对国家前途的不信任，存在潜在的权力舞弊风险，其忠诚度怎么可能不受到质疑。追根溯源，这是一种权力伦理的缺失。权力伦理的缺失，导致权力掌握者对于自身权力和自身权利的边界模糊不清，从而滋生出一种另类的权力傲慢。

作为公共权力的掌握者，为了确保公权不被滥用、不出现贪腐现象，接受公共监督和制度监控是必然的。而在这方面，我们做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此，应该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对裸官的监管，不能以公职人员认可不认可的意志为转移。 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