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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有条件的中心镇发展成为中小城市
推诿扯皮须问责
年轻干部如何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主动作为
雷锋精神蕴涵着伟大的时代价值
“户改”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真切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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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改”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真切投影

中国政府网2月23日全文刊登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该“通知”的要旨是,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既要“积极”又要“稳妥”。

作为“积极”与“稳妥”的体现,自“通知”公布之日起,全国地级市(“通知”表述为:设区的市,不含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其他大城市——编者)户籍原则上向符合一定条件的外来城乡人口开放。

人们注意到“通知”下发的时间是去年2月,为何相隔一年后才向社会全文公布,引起了部分舆论的“热议”。笔者以为,这很大程度上亦是出于“稳妥”的考虑。留出一年“试执行”的时间利于发现问题并对政策作必要的微调,反倒更利于“通知”在面上的贯彻与实施。

1958年前国内不设户籍制度,城乡人口可自由迁徙。1958年至1978年实行严格的指标控制,农民分口粮,居民凭粮票乃主要调控手段。1978年至2011年实施“半开放”,相继经历“农转非”、农民自理口粮落户城镇、“蓝本户口”、“投资落户”、放开小城镇自由落户共五个阶段。本次开放地级市户口属“户改”再上台阶,是1978年以来步子迈得最大的一次。

表面上看,渐进式“户改”每上一个台阶,都是中央或地方政府被动应对的决策使然。但究其本质,“户改”每推进一步,其根本动力都来自经济发展带动社会进步的“必然递进”。

所谓“经济发展”,则首推工业化和城市化两大潮流势不可挡,持续为脱离乡土的农民提供进城的就业岗位、稳定居所、子女入学、医卫保障、消费场所和市政配套。没有“两化”带来的就业岗位及各项社会保障,农民进城就缺乏根基。反过来,没有先期进城农民为“两化”作出巨大奉献乃至“阶段性牺牲”,更大规模的“两化”又无从谈起——反映为“户改”的进度,肯定比舆论所期待的更慢。

“两化”与“户改”的关系,形同鸡与蛋的关系,很难分清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但可得出“户改”与“两化”在中国总体形成了良性互动的结论:既为“户改”的分步推进提供“容量空间”,亦为“两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

势比“政”强、人比“规”强。三十余年来包括“户改”在内的各项改革,看似政府在台前倡导,实乃亿万民众共同主导。远的不说,仅这些年稳步推进的社保、医保、教改莫不如此。政府在其间所起的作用,集中于一点,无非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大势,区分轻重缓急,逐项满足老百姓合情合理的利益诉求。这是建立于真切把脉现实“国情”,政府与民间合力共塑美好未来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毋庸讳言,当下的中国有许多紧迫的改革很难推动,而社会的集体性焦虑则平添了“改不动”带来的舆论纠结。分析“改不动”之成因,简单斥责既得利益势力对改革设障于事无补。正确的做法是不断致力于引“水”,当“水”的能量积蓄到足够给力,某项具体的改革方能水到渠成。再换个角度思辨,任何具体的改革,都是条件与可能、紧迫与可行的权衡结果。若以辩证的思维方式看待具体的“户改”,其改革的渐进性恰是三十余年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真切投影!

中国能否彻底恢复1958年以前的迁徙自由,笔者不敢轻率断言,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出头,今天则是13.5亿。但笔者深信,假以时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由户籍派生的一系列社会不公平最终将淡出历史。 鲁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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