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日前决定于3月至10月对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的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案件中涉及“另案处理”（含“在逃”）的案件进行专项检查。重点检查适用“另案处理”是否合法适当，“另案处理”人员是否得到依法处理，对“另案处理”案件的法律监督是否到位。（见《京华时报》）

“另案处理”的完整表述是“另行立案追究刑事责任”。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有些犯罪嫌疑人以“另案处理”的理由，逃避审查和起诉，变成了“另案不理”。“另案处理”一旦变成“另案不理”，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

“另案处理”是指把某个案件中的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本案中分离出来单独处理，或与其他案件共同处理。通常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同案犯已归案。否则，就应在相关阶段性文书中注明“在逃”。二是同案犯尚未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已完成刑事审判，应在相关阶段性文书中注明“已审判”。三是同案犯还活着。如果已死亡，应在相关阶段性文书中注明“已死亡”。

目前，每年“另案处理”的案件确切数字尚无准确的统计。不过，由于“另案处理”缺乏制度规范，司法机关对何种情况下将涉案人员列为“另案处理”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审批规范，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意性，导致不少“另案处理”变成“另案不理”。

种种迹象表明，“另案处理”已成为个别司法人员和官员干扰司法、徇私舞弊、瞒天过海的司法“黑洞”。有些案件虽在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中明确标明“另案处理”，但结果往往是不了了之，甚至有些涉案犯罪嫌疑人还借“另案处理”逃脱法律制裁。如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案件中的重要角色、广东地下钱庄洗钱案主犯连卓钊,就是以“另案处理”的名义躲过了司法程序而逃亡。

“另案处理”变成“另案不理”，有些是办案人员责任心不强所致，而主要根源还在于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不健全。对于在何种情况下使用“另案处理”，法律或司法解释尚无依据，客观上为“另案处理”的滥用和使用不当埋下了隐患。

为了遏制“另案处理”的滥用，防止出现新的司法腐败，建立“另案处理”监督机制势在必行。肩负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理应负起监督“另案处理”的重任，切实加强对“另案处理”的全程监督力度。应出台有关司法解释，具体明确“另案处理”的适用条件，并可考虑建立“另案处理”的审批制度。有关部门还可通过建立另案处理人员信息库，详细记录“另案处理”人员基本情况、案件性质、强制措施、另案理由，从技术上实现实时追查和有效监督的目的。

不要让“另案处理”变味为“另案不理”，更要警惕“另案处理”成为司法腐败的保护伞。 刘武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