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更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王利明在《北京日报》撰文指出：现在法治已成为我国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但是，任何社会治理模式是否成功，归根结底还是要看是否能够给社会成员带来幸福和福祉。人们都有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和权利，而法治则是这种幸福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和实现手段。因此,法治不仅应该成为一种治国方略，更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第一，法治是人们幸福生活的保障。第二，法治使人们能够自由、有尊严地生活。第三，法治社会使人们具有安全感。第四，法治能够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活秩序。第五，法治能够给社会带来公平正义。由于法律具体规则能够涉及社会财产的一次、二次分配，涉及对加害行为的惩罚和对损害的补偿等社会因素，所以，这种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有时不仅仅指的是形式意义上的平等，而且包含了实质意义上的平等，从而可以增加社会成员的幸福感。

“中国模式”的本质是全方位改革开放

程伟礼在《思想理论导刊》撰文指出：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我们必须热中有冷，始终保持清醒，不被别人“捧杀”。在肯定我们某些政治优势的同时，必须清醒意识到我们的政治文化中还有不少弊病：譬如权力腐败、权力崇拜、滥用权力、滥用资本，甚至出现“权势分利集团”、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还没有社会化为国民的自觉意识、实用主义盛行、拜金主义张扬等。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邓小平的心目中，“中国模式”只是发展中的改革开放全方位的章程，还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创新。新的国际国内形势非常复杂，充满挑战，特别是对于执政党的挑战格外严峻。“中国模式”研究是一种复杂性研究和系统性研究，来不得半点马虎，来不得半点不懂装懂。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中国，谁都不能说对深层次的现实国情完全了解清楚，对国民精神深处的价值心态也不能说了然于心，而是必须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认真调查研究，对改革开放全方位的章程一一审慎研判，才有可能做出一些有益工作。

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正逢其时

张晖明在《社会科学报》撰文指出：大量研究表明，2008年最先爆发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也暴露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自身的致命的缺陷，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具体说，首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价值观面临挑战。古典经济学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体。新古典经济学将这个统一体进行了分解，舍弃了价值理性和人文精神，保留并片面发展了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和“科学精神”，使经济学挣脱了伦理的束缚，为经济学的达尔文主义化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其次，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上存在缺陷。追求理论表现形式的数理严密，使得理论不能客观、完整地反映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再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假定“经济人”已经落后于现实世界的发展。最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刺激消费主义并进而导致人与环境的矛盾。遵从主流经济学指导的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暴露出严重的消费主义，导致人与自然的不和谐。我们在肯定主流西方经济学对于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的前提下，也要客观、公正地看待其内在缺陷。不偏执、无成见地弥补主流经济学的缺陷，使其更客观、准确、完整地反映现实世界，反映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本质，需要有一定的学术勇气和历史眼光，也要有哲学思考的习惯和人文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