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遥祭杜甫

五四运动对旧文化带来的冲击不言而喻，而“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大面积破坏后，基本没有建立；上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悄然进入中国，这本来是西方的一个学术流派，在西方也多有争议，然而，在“唯新是好”的中国，不是积极地吸收其精华，而是在没有完全消化的情况下全然接收，并奉为时髦，先锋，竞相效仿之，从而又变成了一场没有声音的革命。后现代的主旨是无中心论，消解主体，消解神圣，消解传统，使本来就很脆弱的中国传统文化破坏得更为彻底。

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不是战争就是革命，而战争也是革命，革命的情结已经流淌在国人的血液中，成为生命中的无意识和惯性思绪模式。天人合一，仁义礼智信，温柔敦厚等传统品质荡然无存。即使在和平的岁月里，人与人相处，人与社会相处，也都喜欢使用革命的思绪模式，而革命就是暴力。最近互联网上恶搞杜甫的事件就是一种语言暴力。

愚以为：恶搞一词出在孩子们那里，只是一种戏谑罢了。但到了大人们那里这个词就变得重了，因为大人们多精于世故或私利，于是恶搞就成了真正的恶搞，成了语言暴力的代名词。恶搞在大人们那里就是歇斯底里，就是没有边界，没有底线，就是目空一切，没有任何敬畏感。一个人若没有了敬畏感，就变得可怕了，他什么事不敢干？

杜甫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悬在中华民族上空的一道精神光芒，朗照后人。他是一位世界级的文化巨人，已经成为我们古老传统的一部分。每一个中国人，不管你写诗不写诗，血管里都有着杜甫的影子。在清明节之际，国人们并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尊重和纪念，而是以一种恶搞他的形式出现，这多少有点滑稽和悲凉。有外国人不解地问，拿自己民族的文化伟人开涮，中国人这是怎么了？有论者写文章引用美国企业家史蒂夫·乔布斯说的话：我愿拿出我所拥有的一切技术，换取一个与苏格拉底共处的下午。可惜，中国恐怕没有这样的老板了。在很多国人的心目中，只有权力、金钱、美色。在恶搞者的眼中，视文化名人如草芥，那么普通人在他们那里简直就是粪土了。

当我看到杜甫苍老着面孔，时而被戏谑，时而被暴力被色情，时而被光着下身随地尿尿，时而蹲在便池上玩手机，时而怀抱美女，时而搞搞同性恋，时而被房地产商弄去做广告时，我茫然了。近来又听说，此事由一帮商人策划推波助澜，后来发展成为群体性恶搞事件。利用贬损杜甫挣钱，这钱真黑。昨天，我独自来到巩义的杜甫墓地，面对着他“穷年忧黎元”的雕像，潸然泪下。有网友引用郁达夫纪念鲁迅时说的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当你在戏谑杜甫的同时，自己就变矮了。

如果是孩子们学习累了，在课本上涂鸦，弄些小情趣，玩玩也就罢了，无可指责。问题出在大人们身上，是这些大人们对孩子不加以引导和教育，反而跟着起哄，并群起效仿之，真是不应该。我们这些小大人们，大大人们，有文化的大人们，没有文化的大人们，甚至学者大人们，官员大人们，媒体大人们或麻木而随波逐流；或被网络暴力吓昏了头，怕引火烧身，于是赶紧表态要宽容再宽容；更有文化人和媒体合谋表示赞赏和支持恶搞。一个洋洋大国，学者众多，研究者众多，电视和报纸的评论员众多，因为他们太聪明了，对这个本来简单的事件反而糊涂起来。有不少主流媒体也对恶搞赞美有加，认为恶搞是“网络狂欢”，只是一种娱乐而已，呵护有加。

2012年3月26日中午，我对记者说了这样一段话：“杜甫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之光，我们决不允许诋毁杜甫形象。现在是娱乐时代，网友涂鸦诗圣杜甫画像，也可能没有恶意。如果网友恶搞他，是非常不应该的。恶搞文化、穿越文化不能没有民族底线，不能没有精神之光等等。不想这段言论发表后，在网络、报纸、电视上受了众多质疑、疯刺、挖苦、谩骂甚至威胁。”

也有支持我的网友说：在美国从来没有听说恶搞诗人惠特曼；在英国从来没有听说过恶搞莎士比亚；在俄罗斯从来没有听说过恶搞托尔斯泰、普希金。他们满怀敬意和尊重，把自己民族文化巨人的雕像矗立在城市的公园和广场，并教育孩子们要敬仰和学习。即使在后现代主义发祥地的一些西方国家，也没有出现围剿和恶搞自己民族的文化先贤的现象。这种群体性、民众性地恶搞杜甫，把杜甫作为玩物的事件在中国几千年来也是仅见的。试问，我们今天搞掉了杜甫，明天搞掉了鲁迅，后天又不知道要搞掉谁，这种文化无根和虚无主义倾向，到头来真真是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杜甫是我们的文化祖先，恶搞祖先，戏谑祖先，就是挖祖坟。在清明节之际，你去挖祖坟，你何德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