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秦 华

提起省作协主席李佩甫，很多读者会想到他写的《羊的门》《城的灯》《李氏家族》《城市白皮书》等作品。李佩甫一贯擅长对乡村农民精神的剖析、对官场人物心灵和命运的揭露，近期，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他的“平原三部曲”终结篇《生命册》，这部酝酿许久的新作有何特色？记者日前采访了李佩甫。

新作直面社会矛盾

在《生命册》中，作者塑造了一个在农村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吴志鹏的形象，通过讲述他到城市后的奋斗历程与感触，折射出当代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

李佩甫说，《生命册》的创作大约用了五六年时间，最早写了几个开头，不满意，废掉了，尔后又到乡下住了一段时间，提笔重写。作为继《羊的门》《城的灯》之后、“平原三部曲”的压卷之作，《生命册》是准备时间最长的一部。

“我在《生命册》中第一次采用第一人称，第一次在叙事上采用了树状的发散结构，在文本意义上也进行了一次探索，书中是回溯式的内心独白，更像是一本自省书。”李佩甫告诉记者，《生命册》直面现实，没有回避当下的矛盾，写到了拆迁、上访等等热点问题。李佩甫表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里，股市和楼市这两个“市场”把全国人民都卷进去了，所有的人都在欲望的漩涡里挣扎，“物”绑架了“人”。

“人类在物质高速发展的今天，已经到了一个节点上。当我们吃饱饭后，发现面临着新的生态危机，大自然已经是满目疮痍，我们在建设中破坏，在破坏中建设，在建设中继续破坏……以建设为名的这部高速列车已经刹不住了，我们不知道它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不知道人类应该怎么与大自然融合。”李佩甫忧心忡忡地说，社会生活多元了，自然会走向丰富，可丰富又会导致混乱，这是一个悖论，《生命册》正是他作为一个作家个人化的思考，企图从混沌中走出自己的路来。

中原情结挥之不去

李佩甫的作品有着强烈的中原色彩，“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领地’，我在中原长大，我热爱这片土地，心中有挥之不去的中原情结。”李佩甫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写作方向一直着力于“人与土地”的对话，他是把人当做“植物”来写的。

李佩甫说，如果将“平原三部曲”三部长篇相比较的话，《羊的门》写的是客观，诉说了土地的沉重及植物（草）生长的向度；《城的灯》写的是主观，是逃离，是对“灯”的向往；而《生命册》写的则是“树”，是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是土壤的丰富性。三部作品是递进关系，所以《生命册》无论从宽阔度、复杂度、深刻度来说，都是最全面、最具代表性的，是一次关于“平原说”的总结。

提到河南作家群，李佩甫评价说，这个群体不善于炒作，就8个字：埋头写作，不善张扬。就全国来看，河南作家群中，坚持埋头写作的一线作家是最多的，仅在北京的河南籍作家就有十几位，四代同堂，十分可喜。

文学应是社会先导

“中国文学正处在一个网络化、商品化时期，也是全民写作的时期，人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表自己对生活的见解和认识，强化了文学的多元形态，这本是好事，但是，文学一旦失去了应有的水准和品格，就失去了应有的批判和探索精神，失去了文学语言应有的思想性和想象力，其结果必然是庸俗化的泛滥。”李佩甫一席话，直指当今文学弊病。

“文学本应是先导，是麦田的守望者，可现在文学已被急剧变化的、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淹没了。如果我们的文学创作落后于时代，生活比文学更精彩，那么，我们的写作还有什么意义？”李佩甫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是人类生活的参照系，作家应具有理想主义特质，有悲悯之心，创作者要把生活的真实放到自己构想的生活沙盘中，坚守自己的创作理念，这样才能写出好作品。

李佩甫说，接下来，他需要补补气、充充电，下一部作品仍会根植中原，打算在文体上作一些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