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我手里这份护照——瑞士护照——是你本人的？”

“是的。”

“那么请你回答：为什么这份护照——你本人的护照——上边没有进入比利时的海关印章？”

这就是瓦尔梯案件的结局。

尽管他如何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否认是敌人的间谍，说是被迫为别人带东西，但对这个问题始终无法回答。韦尔纳·瓦尔梯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受审。按照对待严重间谍案的惯例，总检察长——后来成为勋爵的威廉·约维特——命令继续审判。审判进行了一天多，法庭判决“有罪”。后来瓦尔梯被处决。

谨慎过分

大部分德国人有“Grüundlichkeit”的癖好。这个德文词可以译作“谨慎”，或者更通俗一点，译成“面面俱到”。学者们总是说细心就是才干，可是据我的经验，过分小心可能致人死命。

阿尔丰斯·露易丝·昂冈尼·蒂莫芒斯，比利时人。三十七岁，单身汉，鱼商。其外表也像典型的常和大海打交道的人：粗犷，健壮，蓝眼睛，头发又密又光滑，穿着简朴，双手灵巧，虽说不算十分聪明，但性格颇为诙谐。

在这乱世之秋，他的经历不比其外表更复杂。德国人占领比利时以后，他决定前往英国的布里克萨姆自由商船队工作。他穿过被占领的法国到了维希，又继续南行穿行比利牛斯山脉，到达西班牙。不幸的是他在西班牙被捕入狱，在巴塞罗那一间肮脏的牢房里关了几天，一直到比利时领事馆出面干涉，经过百般营救才获释放。他又从巴塞罗那到里斯本，驻里斯本领事把他的名字填写在等待购买去英国船票的长长的难民名单后面。蒂莫芒斯年轻力壮，是个有用的人，所以优先得到船票。

他1942年4月到达英国，被送到克拉彭的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做例行审查。

蒂莫芒斯是比利时人，看来历史清白，所以由一名比利时籍安全军官处理，而这个军官恰好是我的学生。当时我正忙于处理另一个案件，这宗蒂莫芒斯案子与我无关。

前面我已经提到过，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非常重视难民的行李和随身携带的物品。物品检查一般在第一次审讯之后，并且常常是在清点其财物的基础上进行。即使在最清白无辜的人的物品中也可能有明信片、当地报纸和剪下的画报，他们对这些或许并不在意，但对一个训练有素的检查人员来说可能提供有趣的情报。而那些为进行间谍活动而来的人则不得不带有搜集并发出情报的物品。

当然，谨慎的间谍不会在行李里携带发报机，但可能带体积小的，诸如微型照相机之类的东西。还有，没有多少间谍能够记住接收情报者的姓名、地址——有时是外国的姓名和地址。

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有个我们称之为“解脱室”的大厅，大厅里放着一张没铺桌布的桌子，四周摆有椅子。每天上午，检查人员围着桌子坐下，桌上摆满“顾客”们的物品。他们仔细检查每件东西，有时还借助放大镜观察细部：箱子、皮包、旅行袋、笔记本、信件、钢笔、眼镜盒、烟荷包、烟盒、钥匙环和难民带的其他物品，检查过的物品就放到一边。这个大厅酷似海关检查站或者慈善机构的施舍棚。

4月的一天上午，比利时军官对我说：“劳驾，上校，这是干什么用的？”

我眉头一皱，看了他一眼。我不喜欢别人打断我的工作。比利时人正在查看蒂莫芒斯的一个粗糙的旧钱包，在钱包里发现一个装有灰色粉末的信封。我很不高兴，嗔怪地说：

“我怎么会知道？我又不是流动化验室！你把粉末送化验室，让他们尽快给你化验报告。”

我继续检查西班牙长枪党分子的物品。两三分钟之后，我听到一个胆怯的、低低的声音：

“上校，实在对不起，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

我很恼火，甚至想应当开一次会，专门批评不会独立工作、总是打搅上司的不称职的年轻人。正在这时，我看到他手里的东西：一小捆桔棍——就是妇女们常用来修指甲根的那种小棍。

“我的上帝！”我叫出声来。

“怎么啦，上校？”

“没什么。你把棉花拿出来给我看！”

“棉花？”这次倒是他吃惊了。我从眼神里看得出来，他怀疑我精神失常。可是，鉴于我是他的上司，他不得不再一次去翻嫌疑犯的钱包。当他真从钱包的另一层里找到一小团棉花时，简直惊呆了。这样，又一宗德国间谍案被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