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种倒挂金钟。”

“立金花呢？”

“嗯，对，种立金花。”

“啊！在地中海沿岸种立金花？我的年轻人！你可要记住，你应当是个种花的行家，我是把你当做在花圃里干过八个月的人啊！回到你教官那里去，告诉他们，这是在浪费我的时间，也是在拿你的生命去做无谓的冒险。”

经我考试过的男男女女中间，只有一个人称得上神态自若、毫无破绽可寻。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间谍，他在被德国占领的比利时最危险的心脏地带活动，从没有引起盖世太保的注意。

当有人通知我吉恩·杜弗先生要来见我的时候，我想他一定也是个健壮、聪明的青年人。然而，门一打开，我不禁目瞪口呆，站在我面前的，与其说是一个人，倒不如说是一幅漫画。这“家伙”真像个十足的乡下白痴。不光模样吓人，下颌骨比一般人的大出三倍，他那暗淡的、深深下陷的蓝眼睛毫无表情，没有一丝聪慧的光彩。他的嘴唇又厚又湿，口水从嘴角的一边直往下流。他斜眼看看我，做了个鬼脸，便放声大笑起来。

“怎么回事？”我生气了，“你笑我吗？”

陪他来的教官微笑着说：

“这位是吉恩·杜弗先生，如果他能在你这里考试通过，就去给我们在法国和比利时的谍报人员送经费。”

“从外表看，他不需要反间谍人员来考试。我想，精神病专家也许对他更为有用。不管怎么说．考一考吧！”

我转向这个怪人，他又无缘无故地哈哈大笑起来，用又粗又脏的手指指着我桌子上的墨水瓶，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东西。然后，又看了我一下，眨眨眼，刹那间，一丝智慧的微光从他眼里闪过。

“多大岁数了，杜弗？”我猛然用佛拉芒语问他。

“我多大岁数？”他边笑边拍着我的肩膀，“哦，我的老头，我多大岁数？我怎么能知道？”杜弗把头往后一仰，又放声大笑起来。

我又追问了他几个问题，在哪儿出生，住在哪儿？

“我，我哪儿也不住。”他继续大笑着。

我瞪了他一眼。

“够了，别耍花招了，你应该有个住处！”我发火了。

我的暴怒没能吓倒他，他仍然大笑着，往旁边啐了一口唾沫，说：

“我住在比利时的大街上、公路上，睡在树丛里、田地里、干草堆上。”

“你父亲靠什么生活？”

他搔了搔蓬乱的头发，笑得更凶了，唾沫星子喷在我的桌子上和衣服上。

“我告诉你，我的老头，我父亲是个疯子。”

指控自己的父亲是疯子，这狂人准是个不可救药的家伙。

“为什么？”我说。

“为什么？因为老疯子爱干活。”

“你不想干活？”

杜弗拍了一下胸口，表示赞同。

“嗨，我干吗要干活？天是房顶地是床，我总是伴着‘星星’睡觉。我和王子一样。哪儿有农场，哪儿就有奶牛；哪儿有奶牛，只要挤奶人看不见，牛奶对我来讲就是便宜货。鸡肉可是嫩东西，有时候，我抓住一只鸡的脖子，往锅上一放，得啦，甭再为晚饭发愁啦！”他摸了摸肚皮．得意洋洋地回味着他的美餐。

在他简短的叙述中，有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

我笑了笑，然后问他上过学没有。

“没有，从来没有上过学。”但是，他带着某种骄傲的神气说，“我会写自己的名字。”

“那好，我们看你写。”

他很快抓起我的钢笔，显得有点害怕，好像钢笔会咬他似的。他挽起袖子，像一个音乐家准备演奏贝多芬的一支曲子时握住琴弓一样，俯身在纸上，低垂着脑袋，伸出半截舌头，画了一个很大的“十”字。

“好了。”他得意洋洋地说，“吉恩·杜弗，你的仆人。”

我又审问了一小时，最后，我认输了，整个时间里，没有问出三个有用的字。

“把他带去吧！”我对陪他来的人说，“把他派到比利时，或者别的什么地方都行，盖世太保决不会抓他的。还没抓到他，他们都该疯了。比利时的警察局抓他一百次，也还得放他出来。那些警察，一看见他，就该吓跑了。这真是一个吓人的天才！”

陪他来的教官微微一笑，说：“他很快就动身。伦敦的警察已经被他搞得很头痛了，在爱德华街，给了他一套很漂亮的房子，但他不去住，每天晚上露宿在海德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