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人进来，公爵火气更盛了。

“真荒唐，”他指手画脚，敲着桌子说，“居然怀疑我说的话。我再说一遍，迪克特拉小姐是我家的故交，我的私人朋友。而我，”他捶着胸脯，强调自己的话，“可以证明她的诚意。你听清楚我说的话吗？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如果你不马上放我们走，你会知道我不是好惹的！”

“怎么回事？”我问。

基地司令向暴怒的绅士怯生生地道声歉，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拖到走廊上。一关上门，他就靠在墙上，擦着从额头流下的汗。

“上帝！”他喃喃地说，“我不知怎么办才好。他发誓说这姑娘是他家的故交，可是我看，她准是公爵在里斯本弄来的小妞儿。但愿他幸福，可是我不能让他把自己的风流韵事带到这儿来。怎么办？她没有身份证明，没有护照，什么也没有。对我来说，她也许是出名的女间谍奥尔加·波拉斯基。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让她走，如果她是国家的敌人或是间谍，那我就要受军法处治。要是把他们扣在这儿太久，又找不到指控他们的理由，公爵会把我生吃了！”

“你问过她吗？”

“问过。可她只会讲荷兰话，我又不懂。这种情况飞行手册上可没有讲！”

我暗暗可怜基地司令，事情的确令人为难。由于我对艾伯特的工作差不多已经完了，便自告奋勇帮助他。

“你想继续下去吗？我会说荷兰话，而且我的职业正好是审查到这个国家来的外国人。”

“要是你愿意帮助我，我当然感谢。看在上帝面上，你要果断些。这个家伙威胁说要给他的朋友温斯顿·丘吉尔或别的什么人打电话。再和他纠缠下去，我要中风啦！”

我走进去，向公爵自我介绍。我拿出官员护照表明自己的身份并且告诉他，我必须讯问一下他的女伴。公爵一听就火了，疯狂地转问我，好像要估量一下面前这个对手是个什么人物。他也许认为我是个爱出风头的、无聊的文牍主义者。他说，他对迪克特拉小姐负责，如果他这样说还不够，他知道该怎么办，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我站在那儿，不动声色地听着这些劈头盖脸朝我发来的滔滔议论。别人用这种口气对我说话还是头一回。

但是，再凶的对手在弹药用尽的时候也会后退，因为他没有东西可以据以自卫了。

过了好一会儿，公爵才稍微平静下来。

我示意基地司令把公爵带到另一个房间，那里有足够的白兰地在等着他，去安抚他那受伤的自尊心。

我回到艾伯特那里，他正耐心等着我。我为自己因一件急事耽搁他表示歉意，随后让人端来茶和点心，然后写张便条，说明艾伯特的事不急于办理，交给皇家空军的女电话员，让她用电话通知伦敦。

现在我可以集中精力来处理迪克特拉小姐的案子了。迪克特拉小姐确实很漂亮。北欧女人通常都有冷若冰霜的线条美，而她的面孔即使在安静中也显得生动活泼。我不禁暗暗佩服公爵的眼力。我坐下来，递给她一支香烟，开始用荷兰语同她交谈起来。

在反间谍工作中，绝不可以貌取人。据我所知，有的人面目可憎，但高尚正直；而最奸诈的家伙往往生就一双无邪的眼睛和天使般的神情。无论如何，迪克特拉小姐身上有什么东西令我怀疑。她修饰打扮得有点过分，完全不像她说的那样是个不幸的落难女子。

我知道没有多少时间可供我详细讯问迪克特拉小姐，因此，简单寒暄之后，就请她讲讲自己的经历。她讲得简明扼要。

她原在阿姆斯特丹工作，是一位进出口贸易商的秘书。由于德国入侵荷兰，业务实际上停止了。部分原因是由于爱国主义，另外也是出于报复，她的上司加入了亲抵抗运动的组织。当时她年仅19岁，不怕德国人，喜欢自己的上司。再说，这种冒险带有刺激性，很浪漫。后来，她逐渐成了阿姆斯特丹抵抗运动两部分之间的联系人，其中一部分就是由她的上司直接领导的。她喜欢干这种事，它就像常看的侦探小说那样惊险。

德国人关闭了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只留下一些供德国军人娱乐。她能歌善舞，每个星期总要在这个那个女友陪同下，去那么两三次。她们坐在桌子旁，等人来邀请。

在18个月里，她都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但是，盖世太保渐渐侦查到抵抗小组的活动，而她的领导和小组的成员对此却毫无觉察。时机一到，盖世太保就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