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上午，她正准备出去，听到有人敲门。门打开后，外面站着一个人，神态十分慌张。她知道此人名叫安东，是她上司的朋友，抵抗小组的活跃分子。安东说，他们的头头和其余的人都遭到盖世太保逮捕，幸好他当夜没在家睡，得以脱逃。可是，迟早会有人招供的，那么她就将卷进去。她必须马上离开，此刻就走，不能考虑收拾行装和到处告别。安东说，他早已对此有所准备，事先已经和另一个人商定好了逃跑的办法。他们必须马上走，先到一个朋友告诉他的地方去。

她抓起手提箱，没敢耽搁，丢下心爱的东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们到了上面提到的那个地方——一个废弃的仓库，在那儿，见到了另一个人。据安东说，他叫比利，也是小组的成员，和抵抗运动以及她的上司关系密切。由于他们小组遭到挫折，另一小组也立即疏散，看来短期内无法活动，只有等到风声稍微平静之后再说。

可是比利接到了不同的命令。他必须离开荷兰（如果他能做到的话），到英国去。没有什么理由不允许安东和迪克特拉小姐与他同行。

当天晚上，他们开始了长途跋涉，先是被交给一个向导，后来又被交给另一个向导。就这样，途经布鲁塞尔到了巴黎。他们坐火车到里昂，停了几天就乘汽车南下，然后步行到了比利牛斯山脉。在那儿，他们找到一个巴斯克人，此人熟悉所有的山间小道。在巴斯克人的帮助和指引下，他们穿过大雪封锁的、严寒的峡谷，最后越过边界到达西班牙境内。

至此为止，迪克特拉小姐讲述的故事完全真实可信。我通过别的渠道得知，由于她的上司在阿姆斯特丹领导的小组被盖世太保破坏了，安东和比利通过一条渠道离开了荷兰。直到里昂，他们的情况我们还知道，后来，就失去了联系。可是，所有的情报都没有提到过有一位姑娘和他们同行。但，这并不能说明迪克特拉小姐讲的不是实话。密码传送的电报通常略去细节，有关迪克特拉小姐的事也许被略去了。

于是，我开始详细讯问有关出逃路线的细节和沿途向导的情况。迪克特拉小姐对所有问题都回答得肯定而且令人信服。

在提出新问题之前，我的思绪被重重的敲门声所打断。基地司令把头从门外伸进来，狼狈地问我是否能立即和他谈谈。我叹了口气，不高兴地站起来。这样不停地被打断，讯问如何能进行下去？

他求我快点结束对迪克特拉小姐的讯问，因为公爵又发作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和空军军部通电话，用最粗暴的言词威胁说要对他和他的旅伴在机场受到的侮辱性对待提出控告！

他绝望地说：“看在上帝面上，尽快把这件公案了结了吧！如果不在几分钟内把这一对打发走，我们将承担最坏的后果。你只是在执行临时的任务，而我要保住终生的饭碗，得想到妻子和两个孩子。”

“你听我说，我很同情你的处境，可是你必须把那个固执的家伙再缠一会儿。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不是一两句简单的话可以解决的。现在我不能中断讯问。”

“你看还要多久可以结束？”

“很难说。你知道有一次讯问用了三个半星期才解决吗？”

“主啊！”基地司令无可奈何地喊道， “我对公爵怎么交代呢？”

等他走开，我忍不住笑了。回到房间，我请迪克特拉小姐原谅并请她继续讲述被打断的故事。她刚才讲到她和她的同伴到了西班牙境内。

故事差不多讲完了。她说，他们继续向南，向着西班牙和自由前进。为了避免被抓住，他们夜晚赶路，白天睡觉。有一段，他们偷到了自行车，三人轮流骑上三四十公里。

“你的同伴呢？安东和比利留在里斯本了吗？”

“不，”她说，“他们没有能到达那里，真可怜！”

“为什么？”

“出了岔子。再有两三天我们就安全通过葡萄牙边界了。正如我对你说的，我们夜里走路。有一天，在黑暗中迷了路。太不谨慎了，本来应该等到天亮再说，但是我们过分自信，已经走了那么远都没出什么问题……”

“什么意思？”我问。

“是这样，我们迷了路，安东决定去敲一家的门问问。他多少能讲几句西班牙语。比利不同意，但安东说服了他。我一句西班牙语也不会说，只好在篱笆外等候。偏偏这是当地唯一的一所由民团占用的房子。安东一开口问去葡萄牙的路，开门的人就怀疑了，他喊来了同伙，把我的两个朋友抓起来。我听到枪声和嘈杂声，但是束手无策。我要是去救他们，也会被捕。我在篱笆外躲了差不多一小时，只好一个人离开了。可怜的朋友们！已经安然无恙地走了这么远，却突然被捕了。我真后悔在安东走近那所房子的时候没有阻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