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 军

在我家的箱柜里，保存有两块银元。在外人眼里，是两块极普通的银元，但对我们家来说，却有着特殊的意义，银元原是父亲参军时，奶奶在村头含泪塞进他衣兜里的零用钱。

奶奶怎么也不会想到，她不经意间送给儿子的这两块银元，以后随着她儿子转战南北，甚至还到过朝鲜。父亲一直未将其花出去，现在已成为我们的传家宝。

我有时觉得，父亲在枪林弹雨中，屡屡化险为夷，奶奶送他的银元，一定有护身符的作用。父亲是无神论者，他不会信这个，除了党，他什么都不信。

父亲1921年出生。爷爷是个满族皮匠，在父亲两岁时病故。奶奶是满族没落贵族的后代，新中国成立前，给东家当佣人，没有过一天富裕的日子。

父亲很小就给东家放牛，严冬酷暑，人没牛高，脚上经常没鞋穿，被牛踩得遍布伤痕，后来十个脚趾，没一个是完整的。晚年，在病榻上，我为他剪脚指甲，都无从下剪。

父亲入伍前，不识字，小时最爱在村头听说书，“三国”、“水浒”、“七侠五义”的人物耳熟能详。父亲1947年参军，1949年入党，受党教育，学文识字。在部队官职不高，也就是团里的伙食管理员，算是正连职，转业到地方，也从未有其他更高的职位。父亲当兵时，在当时年龄偏“老”，他的战友当时都是十七八岁。1953年，解放军某部二十二师政治部为他颁发的“立功证”评语原文：“该同志年龄大，对自己有正确认识，思想进步，作风朴素，凡事能以身作则……廉洁奉公，给国家节省四千多元的伙食费，并保证了伙食好，取得了广大战士的称赞。”荣立三等功。

董存瑞烈士是父亲的战友，郅顺义伯伯年长父亲三岁，2005年去世。董存瑞则是他俩的小弟弟，当年牺牲时，只有19岁。三个苦孩子出身的战士，曾在一个锅里吃过饭。

“文革”期间，父亲因军人秉性，不识时务，说了“错话”，曾被冠以“现行反革命”帽子。两条“罪状”，其一“美化地主”：说为东家放牛数年，当兵后，东家把工钱折现若干头小牛给了我奶奶，造反派批判说天下哪有这么好的地主。其二：闲谈时，对人说，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写得好，很教育人。如此二条“罪状”，使父亲吃尽苦头。但父亲对此却很淡然，他曾说，那场运动，是“四人帮”等把国家拉到错误的路线上了，不是哪个人的问题。

父亲已经走了20年了，但仍让人怀念。他那一代共产党人的词典里，没有贪污和腐败；他们从未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心胸博大；他们从未丧失过对理想的追求，历经挫折，无怨无悔。

父亲一生，没有为我们兄弟留下什么物质遗产，但他生前教导我们努力学习，诚实做人，做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深深影响着我们兄弟。我至今保留着父亲的“解放东北”、“抗美援朝”等各种奖章和立功证书，还有那两块银元。我们视其为至高无上的传家宝，并将代代相传。

父亲最开心的事，是我在1991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知道，老人对党的感情至深，是党把他从一个放牛娃，变成了有文化的人民战士。过上幸福生活。他常说：“我很知足，村里一块出去当兵的，就我活着回来了。”

在党的生日的时候，我手里拿着两块银元，又想起了我的父亲，他老人家如果活着，也该91岁了。我为父亲的人生骄傲，父亲就是我人生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