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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三公”需要公众耐心“围观”
大病医保启动实现制度化运作是关键
财政支出结构变化告诉我们什么
将更多文化资源投向基层
过度医疗
当前房价回暖的泡沫有多大
弘扬红旗渠精神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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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医保启动实现制度化运作是关键

7月18日,“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成立。这是继“微博打拐”、“免费午餐”之后,邓飞等公益人士发起的第三个儿童福利项目。新启动的“大病医保”项目旨在为中国乡村儿童免费提供一份医疗保险,为儿童争取医疗资金和公平的医疗机会,让乡村儿童病有所医。除了邓飞之外,包括王振耀、陈朝华、张泉灵等知名人士,以及南方都市报、凤凰卫视、新浪微博在内的多家媒体,都以联合发起人的身份深度介入该项目。

按照主发起人邓飞的说法,如果“免费午餐”是“补缺”的话,那么“大病医保”就是“救命”。的确,根据2011年全国人大《建立全国儿童医疗保险制度的议案》中的统计,中国因疾病死亡的农村儿童,死亡前有50.5%未得到治疗或仅在门诊治疗。中国贫困地区儿童罹患重疾后的死亡率高达54%,比城市儿童高出约9倍。

在城市化如火如荼地进行了数十年之后,当城市人在享受丰裕社会的果实之际,农村孩子却在被迅速边缘化。不用说其他,很多农村孩子连最普通的营养都未能跟上,连最基本的医疗也难以得到保障。可以说,以邓飞为代表的有识之士,能够及时导引城市社会资源流入农村,进而帮助这些被边缘化的孩子,完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不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仅仅怀抱一腔济世热情,并不能保证帮扶项目可以启动、持续和扩大规模。公益慈善事业不仅需要热心,更需要的是专业的能力、手段和制度化的运作体系。广受赞誉的“免费午餐”项目几乎凭借邓飞几个人的力量得以推动,这种模式尽管在全民公益时代的初期显得与现实逻辑相吻合,但在逐渐走上轨道之后,如果还寄希望于邓飞及其团队的资源筹措、整合能力来维持项目,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由邓飞团队发起、执行的公益项目,要想获得持久的发展最重要的命题可能是“去邓飞化”。“去邓飞化”即“实现制度化运作”,以此标准考察“大病医保”项目,邓飞个人的色彩已经有所淡化,整个制度体系显得更为专业,就这一点而言,着实让人欣慰。

“大病医保”项目此次选择的试点是国家级贫困县之一的湖北省鹤峰县,具体的操作模式主要由公益基金、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三方共同合作建立。公益基金会的主要职责是向爱心人士和企业进行筹款,并组织项目的招投标工作。值得一提的是,项目组通过引入由保险行业注册精算师、行业资深人士组成的专家志愿者和评标志愿者,进行参评和确定中标者。之后,由商业保险公司负责理赔服务;地方政府则负责支持项目的开展、运行。

这一模式的主要亮点在于,筹款方式延续了免费午餐的全民公益模式,并吸引了大批企业的介入;商业保险公司的赔付效率较高,也有利于解决因为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过度医疗的弊端;无病种限制,商业保险建立在新农合医保的基础上,容易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此外,通过建立信息、数据平台,用信息技术降低医疗成本和提升医疗效率也值得推广;最后的投保标准是,以一个儿童在当地定点医院目录治疗花费约28.6万元为例,出院时家庭只需要自付1.6万元就可以出院,社会保险7万元、商业保险20万元报销款直接支付至定点医院账户。

可以发现,在上述模式中,无论是公益基金还是商业保险公司,都属于各自领域的专业力量。通过设计一套制度,将专业力量彼此勾连,使得“大病医保”项目的可持续性有了较好的保证。

当然,在慈善信任风波频现的今天,“大病医保”项目要想得到持久的发展,在制度设计时,不仅仅需要考虑效率,更需要确保“过程透明”。而在这一点上,仅仅依靠“人格魅力”是远远不够的,制度化的监督渠道,及时的信息公开,才是赢得社会信任的关键。针对这一点,我们在对邓飞等公益人士保持鼓励和敬意的同时,也应当明白,要真正推动“大病医保”项目健康持续发展,公众细心的监督远比廉价的赞扬来得更为重要。 南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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