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导致人们不再愿意从事实业，不再愿意辛辛苦苦挣钱，而是开始“玩儿钱”、“以钱炒钱”。前段时间内蒙古、温州相继出现一些或跳楼、或外逃的企业家，他们在经济上行区间借了大量的贷款，拿去炒房炒地，投资股票；到了经济下行区间，资金链断裂，债务还不上，只好人消失。如果当初将这些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哪怕市场发生波动，在有实物原材料做抵押的情况下，也不至于一夜间倾家荡产。

与之相对应的是，很多普通人也不再安于踏踏实实地工作。我认识一个医药企业上市公司的CEO，他最近的苦恼在于开出30万年薪依然留不住一名非常出色的员工。因为该员工2008年买的房子到现在已经升值两倍，相当于账面上多出二百多万元资产，于是已经不屑于靠辛苦工作来挣这30万元年薪，满心想的都是再倒腾几套房子。

由此引申到整个医药行业，这是关乎民生的最重要的实业之一。一款新药从开始研发到临床试验、投放市场，平均需要12年时间，投入上亿美金。中国人不愿意投入时间和资金做这种看不到短线收益的事，所以今天全世界最好的药品TOP 200排名里，没有一款中国的药。这个行业在国际上的表现比中国足球差远了。中国足球在全世界排名第76，要是把中国各个制造业的世界实力排名列出来，可能都比中国足球差不少。话说回来，要是其他行业的排名都上去了，我们还那么在意金牌和世界杯吗？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且是比较基础的低端制造业。通过做节目，我认识了很多这样的靠制造业起家的实业家。但他们不愿意让孩子再走自己的老路，因为“太辛苦”。他们普遍选择送孩子去做金融，搞资本运作，去股市上圈钱。问题是，当所有的人都想四两拨千斤、空手套白狼的时候，谁来养这只白狼呢？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国外很多家族企业代代传承的，正是一份单纯的手工业劳动，否则那些让中国人迷恋不已的奢侈品牌，早就不存在了。

努力相同，收入为何不同？

国际金融业之所以形成一种非正常格局，反映出一个制度的怪圈。

关于为什么“聪明人”都集中到了金融界，而其他行业则缺少能对他们的行为形成有效监管的、智商对等的人，特纳勋爵对我提到了收入差距的问题。

特纳勋爵说：“在英国，哪怕金融监管者的收入是金融从业者和银行家们的1/10，我想我都有可能招到能与之比肩的优秀人才。”问题是，他们之间实际的收入差距恐怕连100倍都不止，因此监管者的个人素质很难达到金融从业者的水平。当然，前提是欧美国家的人才可以在政界、商界、传媒界跨界流动。

在中国，为了防止国家资源被转化为个人资源加以利用，政府监管部门和金融行业很难实现人才双向流动，因此“智商说”不见得适用。那么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很多中国金融机构的行长年薪都在千万元以上，可是一个部长的年薪却不过三十来万。我不了解中国银监会主席的工资是多少，如果他的收入，只相当于他所监管的某行长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且不说工作往来中会否存在某种容易想见的尴尬，这起码有悖于社会的基本公平和契约精神。

再拿金融行业与其他行业作一个对比，假如十年前有两个大学生毕业于同一所名校的同一个班，一个选择去投行工作，另一个选择去商业银行，或者广告公司、公关公司，那么十年后，前者的年薪是后者的几十倍甚至一百倍，而且在同样付出努力的前提下，前者的成功概率要比后者高得多，几乎可用“水涨船高”“坐享其成”来形容，这显然并不合乎常理，但这恰恰是中国以及欧美社会的通病。

最近我看到一组非常令人震撼的数据：1974年，美国最富裕的占总数约1%的家庭，年收入占据本国GDP的9%；而到了2007年，依然是占总数1%的家庭，年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高达23.5%。也就是说，这1%的家庭将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4纳入囊中。全世界都在反思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根源，金融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现成的案例是我的两位朋友，李稻葵教授和胡祖六。他们是清华本科同学，同样赴哈佛留学。李稻葵毕业归来做了清华教授，胡祖六毕业后做了高盛中国区主席。我没有问过他们各自的收入，但是据行情估计，祖六兄的年收入可能是稻葵兄的几十倍，鼎盛时期甚至是上百倍。

固然我不同意以单一的价值观——钱——去评判一个人“成功”与否，但是开个玩笑说，假如祖六兄和稻葵兄皆为单身，同时求偶，虽然他们俩都一表人才，风流倜傥，女孩们的选择恐怕会是显而易见的“一边儿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