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慧群

1944年，陈寅恪54岁，他的眼睛已无法看清外界了。授课之余，他的读书生活完全是“听书生活”。

1949年，陈寅恪一家来到岭南大学。他遇见了一位意气相投的知音，时年55岁的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冼玉清。这位20世纪广东不可多得的女学者和诗人，总是及时将外间见闻与陈寅恪分享。相似的人生观和文化观让他们的谈论特别欢畅，这让陈寅恪的读书生活变得非常丰富。

1952年，陈寅恪非常幸运地遇见了更好的助教，42岁的黄萱。她是一位勤奋且任劳任怨的女子，曾受过多年严格的古文训练。1953年夏，陈寅恪病了一场，病中的他请历史系的学生为他到学校图书馆借些弹词小说回来。

在休养的那些日子里，黄萱为他诵读了清代女子陈端生写的《再生缘》。此书令陈寅恪63年的人生感叹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此后的三四个月间，陈寅恪每分钟都在思考。他在脑海里搜索以前看过的资料，如有欠缺，便派人查找，让黄萱诵读给他听，有时也会嘱咐黄萱找某句话的出处。在每天上午至中午的固定工作时间里，陈寅恪会把前一晚的谋篇布局口述出来，黄萱的笔飞快地追上他的思绪，6万字的《论再生缘》就这样诞生了。

1956年9月，陈寅恪在家中开“元白诗证史”选修课。围绕选修课的内容，黄萱助他“读”相关的资料。他上课时旁征博引，史料的运用常常是古今中外信手拈来，还不时夹杂着所引史料的数种语言文字。陈寅恪虽不能视，然胸中已存万卷书。纯朴的高守真是他喜爱的一位女学生，他建议高守真选写关于“太平公主”的论文：“历史上太平公主的史料不多，搞现成的东西没有意思，人云亦云最讨厌。正因为资料少，可以逼着你去看更多的书，努力作些新发现。”这就是陈寅恪的治史心得。“并非人云亦云，随意引录一些观点、语录就成文，而是‘按我的方法’去完成论文。”这就是陈寅恪的著述心得。陈寅恪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从1954年至1964年的10年间，在周连宽、蒋天枢等的鼎力相助下，陈寅恪“阅读”了大量史料，材料之庞杂、种类之繁多，令人叹为观止。“读”完的材料，他会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中重新思索，因此记忆深刻。很多要求证的典籍，他几乎能指出在哪一本书哪一卷哪一页，80万字的《柳如是别传》的著述即得益于此。

1958年夏，陈寅恪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被推上了政治斗争的前沿。在这样的忧愤中，他依然坚持读书著述。1962年7月，他的右腿骨颈折断。在医院中，容宛梅、卢冠群等护士把他照顾得很好。护士们平时为陈寅恪诵读了很多书籍，特别是《茶花女》让陈寅恪忆起了他年轻时在巴黎的往事。出院后，陈寅恪专门点出《茶花女》一书，让专职护士容宛梅为他诵读。陈寅恪的藏书也对护士们开放，鼓励她们看。

摘自《非常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