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钧

有多少人像我一样，是被这本书开头的一段文字猛然击中的——

“很快你就八十二岁了。身高缩短了六厘米，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丽、幽雅、令我心动。我们已经在一起度过了五十八个年头，而我对你的爱愈发浓烈。我的胸口又有了这恼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热的身体依偎在我怀里时，它才能被填满。”

这是一位八十四岁的老人写给爱妻的最后的“情书”。炽烈的表达，不啻热恋；半个多世纪的相依相偎，不但丝毫没有磨损两人之间的爱，反使之“愈发浓烈”。

倾听这哝哝爱语的，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个女人：D。倾诉者安德烈·高兹揣着一腔少年情怀，痴狂地爱着她。他“淌着眼泪”，深情回顾了他们从相识到相知、相爱的点点滴滴，说着“爱情，只有在与钱无关的情况下才是真正的爱情”之类的爱之箴言。相信太多的读者和我一样，在他们最初那张“用来当床的、已经深深塌陷的、六十厘米的旧沙发”面前感到一种窘迫的甜蜜……而此刻，“美丽、幽雅”的D已身患绝症。因为曾经“承诺彼此柔情相待”，安德烈·高兹便在写完了他的《致D情史》之后，毅然打开家中的煤气，与爱妻共赴黄泉。

在不同的译本面前，读者们抛洒着同样的热泪。

曾经想，或许，这就是无可企及的爱之结局了吧？但是，当我走近了她，当我听到她生动地讲述着他的故事、模拟着他的语气讲话时，我分明看到，她的那个他，就躲在她的笑纹里偷笑——她活着，就是在努力延长着他的寿命啊！我跟自己说：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承诺彼此柔情相待”呢？

“我们的杨绛”。这是我在苏州十中听到的一个亲切的称呼。在这座园林般的校园里，我寻觅着少女杨绛的芳踪。总是忍不住地猜想，能让钱钟书说出“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的女子，该是怎样一个妙人呢？

她是个才女——她成名比钱钟书早，最初别人介绍钱钟书时会说：“杨绛的丈夫”；她翻译的《堂吉诃德》，曾被邓小平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1989年，钱钟书的《围城》被搬上银幕，当改编人员讨论如何才能更好地突出主题时，杨绛立刻提笔写道：“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钱钟书览毕盛赞：“实获我心！”

她是个贤妻——在钱钟书写《围城》的日子里，她为节省开销，辞掉女佣，心甘情愿做“灶下婢”。握笔的手，乍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烫起了泡”，但她明白夫君工作的价值，她说：“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

她是个勇者——1997年早春、1998年岁末，她的女儿和丈夫先后去世，她伤心已极，便逼着自己“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逃避我的悲痛，因为悲痛是不能对抗的，只能逃避”。她于是决定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她思考人生，在耄耋之年写出《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力作；她用小楷抄写钱钟书的《槐聚诗存》，每天写几行，一写就是半年，“通过抄诗，与他的思想、诗情亲近”。

她活过一个世纪了！而他，又何尝不在分享着她的“活”啊——活在她绵长的思念中，活在她深挚的文字里。

一闭眼，他们那张珍贵的黑白照片就在眼前晃啊晃——她穿了碎点子旗袍，披一件小方格长外套；他着浅色西装，打领带，笑得那么深。这一对“璧人”，真个是惹人怜、招人妒啊！

我想，如果安德烈·高兹没有走出那一步，他今年刚满八十九岁，与我们一百零一岁的杨绛先生相比，他是小弟弟呢！在我眼中，安德烈·高兹与杨绛，都堪称是与爱者“柔情相待”的典范，所不同的是，他们，一个选择了与爱者共死，一个选择了与爱者共生。我不想对他们的选择作出评判，我只想说：谢谢你们珍贵的提醒，愿天下爱者都能够“彼此柔情相待”，直到地老，直到天荒。

摘自《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