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都提倡“机会均等”，但机会均等并不等于真正的平等。个别行业收入过高，与其他行业差距过大，甚至投入产出比严重失衡的时候，“平等”就成为一句空谈。所以现在西方学者都在探讨“结果平等”。我理解它的意思并不是“等贵贱”“均贫富”，而是不同行业、不同人群之间的投入产出比能够趋于平等。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用以消弭同工不同酬的差别。制定政策要依靠学者，在西方社会，这些学者通常因受惠于富人，从而不自觉地令政策倾向于他们。穷人由于缺乏资金、经验和精力，也就缺乏组织力量去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再加上没有足够多的学者替他们呐喊，这一群体只好一直担当“沉默的大多数”的角色。

作为中国的近邻，新加坡的做法或许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全球收入最高的政府首脑是新加坡总理。近日李显龙的年薪从200万美元降到了170万，依然相当于美国总统的4倍多。新加坡的公安局长毕业于哈佛，年薪60万美元，我想他的任务不会比北京市公安局长的任务更重。我恰恰相信这样一个“高薪养廉”的制度能够确保社会的正常运转，让付出辛苦的人获得体面有尊严的生活，从而掐断腐败的源头，遏制少数行业的畸形发展。

制造业强国，实业立国

2012年1月初，温家宝总理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次日沪指放量大涨，股市信心大为提振。而此前证监会主席郭树清的“三把火”，并未在股民中间引起太强烈的反响。可见中国股民这些年交足了学费，对于资本市场顽疾之深、治理之难，心中有数。

金融误国，实业立国，这一规律在西方早有印证。

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在《领导者》专访中对我说，17世纪是荷兰的黄金时代，荷兰凭借强大的造船业、船运业成为世界霸主。后来，富裕的荷兰人变懒了，心态变得急功近利，通过贸易、放贷等方式实现一夜暴富是普遍风气。再加上周边国家的战争使这位债主损失了大量利息，荷兰一朝衰落，霸主地位被英国取代。

英国彼时正兴起工业革命，船坚炮利，以蒸汽机为代表的一系列发明制造，开启了一个大机器生产的全新时代，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但是英国成了新的霸主之后，长期的富裕繁荣使它放松了对实业的要求，人们都想走捷径玩儿杠杆，躺着挣钱。英国几乎卖掉了制造业这顶属于自己的皇冠上所有的宝石：罗尔斯·罗伊斯卖给了德国宝马（除了飞机发动机以外），捷豹路虎卖给了印度塔塔，宾利卖给了德国大众，MG Rover卖给了中国的上汽南汽。今天已经没有什么经典品牌Made in UK，取代英国成为霸主的，是靠制造业崛起的美国、德国和日本。

德国的工业革命比英国晚了80年，它之所以能够从二战的废墟中迅速崛起，成为今天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最强悍的经济体，是拜制造业而非金融业所赐。大到奔驰宝马奥迪，小到博世（BOSCH）小家电双立人指甲刀，无不体现着德国制造业的扎实和精湛。

不久前我遇到德国驻华大使，他告诉我德国的高中毕业生只有30%左右去读大学，其余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读职业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制造业参加工作。经济环境的长治久安，需要制造业的稳健发展。从事制造业的工人可以获得很丰厚的报酬。我曾经在德国亲眼看到，在那些高度机械化的工厂里，高级技术人才的办公环境甚至堪比某些华尔街银行家。所谓“蓝领”和“白领”之间的差别，在那里其实很模糊。

今天的日本虽然经济情况并不乐观，终归也不会太差，同样是因为日本有制造业的支撑。美国更是将制造业视为国家的命脉，奥巴马曾经提出“强劲的制造业才能赢得美国的未来”，如今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更是吹响了“重返制造业”的号角，连低端制造业也不愿放弃，鼓励那些跨国公司工厂回到美国的土地上。

再将视线转向中国。中国的制造业未必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就像上文中谈到的，我们连高精度的轴承都制造不出来，飞机、汽车制造技术距离发达国家还远得很，满大街跑的汽车还是外国品牌多，从工业品到日用品大多数人还是觉得洋品牌好使。不断扩招的大学向社会输送的毕业生已经远远超过“白领市场”就业需求，而“蓝领市场”却因工作环境差、薪酬低等原因，少人问津。单靠金融就能成为“超级大国”吗？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制造业上不具备强大的实力，而仅凭金融成为真正的霸主。资源过度向金融领域流动,这样的繁荣是不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