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性拆除”

是难以承受的文明之殇

6月底，路甬祥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报告称，文物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有地方政府和企业法人，擅自拆除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及其他文物古迹，破坏文物环境和历史风貌。而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消失的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8月3日《法制与新闻》）

中华文明史悠久而灿烂，祖先给后人留下了海量的文化财富。这其中不仅蕴含有丰厚的经验可让人们去感知，更有真理的灯盏能够照亮未来迢迢的路途。可以说，对不可移动文物的毁损，不是从今天才开始，以前的败家子就多有破坏。就像作家王小波说的，五千年的文明史，“有一半写在故纸上，还有一半埋在地下，只是缺少了一部立在地上的历史，可供后人其中漫步。一座城市的历史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它的建筑”。

建设的本意是创立新事业、增加新设施、充实新精神，破坏性活动绝不可比拟于建设性活动。但近年来，在对不可移动文物的破坏中，一些人创意性地亮出了“维修性拆除”、“保护性拆除”的概念。可明眼人一眼就能将之实质看穿：“维修性拆除”、“保护性拆除”就是将一座座文物建筑拆解得片瓦无存，它不过是权力与资本共谋所制造出来的一种障眼法，目的不过是为其攫取利益找到更大的空间。无疑，留下斑驳岁月痕迹的历史建筑，作为文化符号，表现的是某段整体的历史记忆。皮之不在，毛将焉附？不可移动文物，这些先民创造出的历史、文化、建筑、艺术上的具体遗产或遗址，都被毁灭性地拆除了，只剩下文字、图片类记忆，而不再存在于人们的视觉停留中，如此，“维修性”、“保护性”这样的说辞，就连个聪明的骗局都算不上。

对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比重建更重要，重建之物只能算是个假古董，没有半点儿文化价值。保护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与之相关的环境，保护历史文物整体，比保护一处一处的建筑更为紧迫。破坏了不可移动文物的完整性，无异于一个人断胳膊少腿，其美感的缺憾还在其次，最主要的是造成了文物价值本身的严重毁损。

保护不可移动文物，法律应是最有力最有效的挡箭牌，像所谓“维修性拆除”、“保护性拆除”等，从根本上违背了文物保护的原则，词汇挺新鲜，组合得很悖论，但它有何法律法规依据？可以说，违法损毁或拆除不可移动文物的行为，罪不可宥，每一起此类事件的发生，那些相关的人，都该付出法律伺候的代价。

先人即使留下了大量的不可移动文物，但一个个也都是有数的，损毁一个就会少一个，像一个人爱护自己的眼睛那样，爱惜这些文化承载平台，犹嫌不够，哪能经得起当下这样长时间、大规模的“维修性拆除”、“保护性拆除”？上世纪50年代，梁思成先生为保护北京城墙不被拆迁而四处奔走，曾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半个世纪后，他自己的宅子亦遭“皮肉”分离。这样的结局断然不是梁思成先生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族群记忆深处永远的痛楚。 今 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