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政治人物的功过是非，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衡量。我们也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场战争，萨达姆是否会给世界带来另一场灾难，导致更多生命灰飞烟灭。同一事件，放在不同的时间标尺之下，会得出截然不同的评判。今天是错的，或许10年后变成对的。50年后是错的，100年后又成对的。假如30年后中东地区真的太平了，伊战也许会被作为一场积极的战争看待。

很多人认为，美国攻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作出打仗的决定对于任何一个最高领导人，都要付出极高的政治成本，老布什当年发起了一场海湾战争，结果反倒没能成功连任。所以没有哪个政治家会轻易为了物质利益而发起战争。假如仅仅是想获得石油，完全可以和某个具体的独裁者、官员或其家属达成某种私下交易，何必要打仗呢？不仅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也同样如此。

我所了解的小布什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甚至用“虔诚”都不足以形容他的热烈程度，简直有种替天行道的热情，特别相信民主能够改变一切。他认为中东世界战事不断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彻底民主，所以决心建立一个样板，像病毒扩散或多米诺连锁效应一样传播民主制度。这个样板就是伊拉克。伊拉克成为目标有两个原因：第一，萨达姆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坏蛋”；第二，伊拉克经济稳固，和美国心目中的“西方式民主”距离最近。他认为只要速战速决，将萨达姆拿下，伊拉克便能够在短时间内改头换面，体现出民主观念。至少，战前他是这样考虑的。

记得一次我夜访白宫，晚上9点多，被告知布什总统已经就寝。现在想想，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的支撑，世界上这么多生命因他而消逝，怎么能睡得着？

那天，我特意在袖口别了一枚精致的淡蓝色袖扣，这是2006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参观时获赠的礼物——正面的总统鹰徽图案是不变的，但每位总统会选择一种属于自己的蓝色作为徽章的颜色，以示区别。袖扣背面刻着布什总统的亲笔签名。演讲完毕，他立刻走下台来与大家握手，我是第一个和他握手的中国人。我向他展示那枚有着特殊意义的袖扣，他十分开心，又和我谈了很久。

我首先向他请教的，就是不久前在伦敦G20峰会请教奥巴马却没有得到确切回答的那个问题：“你认为当前中美关系的关键词是什么？”他想了想告诉我，可能是“合作（Cooperative）”。不可否认，小布什在位期间，中美关系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或许这与老布什在背后担任他的顾问有关。

而后又谈到战略互信问题以及经济问题。关于金融风暴，他有一句精辟的描述：“华尔街喝醉了酒，让全世界跟着头疼。”他还预言博鳌论坛会逐渐挑战达沃斯论坛。“全世界55%的GDP产生于太平洋地区，全球经济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地区转移。”这一观点，和此前我与许多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得出的“权力正在从纽约华尔街转向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从伦敦金融城转向唐宁街10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小布什坚信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甚至他一改刚才的轻松随意，语重心长地说道：“我在任的时候，常在各种场合对美国消费者说，中国制造的产品给我们带来的只是更多的选择而不是威胁，价廉物美，何乐不为？”此言表明了他在位8年间的立场，也与奥巴马对我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一脉相承。

在反对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同时，小布什亦强调政府不可过度监管，要保持市场经济的活力，否则矫枉过正，过犹不及。“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制定更‘巧’的金融监管（Smart Regulations）。”

有意思的是，2009年年初在达沃斯专访耶鲁大学校长莱文（Richard C.Levin）时，也曾聊到如何改进金融监管这个话题，当时我脑子里突然迸出了这个词：“巧监管”。意即金融监管不见得越多越好，而要恰到好处。莱文校长还夸我一句：“这听起来正像是耶鲁人说的话！学校没白培养你。”后来，希拉里国务卿和另一位耶鲁毕业生，也用smart来形容美国新的外交政策，即所谓的“巧实力”（Smart Power）。其实“巧实力”这个词早在2004年就被美国学者Suzanne Nossel在外交季刊上批评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时提出来过。Smart是个英语中的常用词，现在看来不仅常用，且确实好用。

布什出生在耶鲁，又在耶鲁读书，对它感情很深。他用他特有的口语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耶鲁真是个好地方啊！”（It’s a great place，isn’t it?）

当我向他提起格兰·格林伯格（Glenn Greenberg），他万分惊喜。格兰·格林伯格是我在耶鲁的项目赞助人，美国著名的投资家，也是布什中学和大学的同窗死党。我告诉他：“格兰说，读书时你给他起的外号叫Burger（汉堡包）。”他一阵开怀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