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特别提到，美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过去的一个世纪，种种原因让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国，但美国不会永远是第一。50年后，也许是欧洲，也许是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所以美国人民必须时刻记得，今天的行为要经得起后世的评说，当美国不再是世界唯一的领导力量，也能得到世界的积极肯定。

有趣的是，那天希拉里吃到一半，就因公务繁忙先离开了，临走前说了一句：“我先走了，但我丈夫留下来与你们接着探讨。”一句话，仿佛让我们看到有一天，希拉里真的竞选总统成功，克林顿成了甘当绿叶的“第一先生”。

克林顿倒也很自然，接着与我们分享他对种种问题的判断。我与他谈起过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他显得非常关注，认真地道出了他认为中国发展的当务之急：“我觉得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如何平衡富裕的沿海地区与落后的内陆地区的发展，如何缩小贫富的差距。我们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多加思考。”

一年后，当他坐在我对面接受采访，我以“一见钟情”的问题消除了他的紧张和戒备，又重新提起有关贫富差距的话题。我问他，是否至今依然认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贫富差距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经济挑战。

他很肯定地回答“是的”，但又强调说，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贫富差距，其实只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的表现之一。作为一个成功社会的必要条件，相当数量的富裕人口存在是合理的。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如何壮大中产阶级队伍，这样才可以大幅度地削减贫困人口。“中国农村出现爱滋病的原因之一，就是很多贫困人口通过卖血换钱，因为医疗器械的不洁而导致感染。可见不同的经济环境下谋生的手段是多么不同。”

在失业、住房、医疗、教育资源紧缺等诸多问题中，克林顿认为，最大的挑战还是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后带来的问题，他们可能在城市形成一个新的贫困阶层，与此同时，农村又会因为劳动力流入城市而造成贫困的加剧。“制定一个与成功的经济政策相适应的社会政策，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

克林顿非常重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相互适应。他相信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强化社会公正，对于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都是确保经济体系运作的前提。他在任期间，曾经多次飞赴非洲国家访问。他在采访中告诉我，这样做，是因为他想让非洲人成为全世界产品的消费者，脱离贫困，并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市场经济能够向前发展的要素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克林顿夫妇离开白宫后，收到过来自社会各界的Attractive Offer，但他们还是更愿意选择为公益事业服务。

克林顿卸任后在美国建立起“克林顿基金会”（Clinton Foundation）。这一全球性非政府组织肩负着“爱滋病防治计划”“气候计划”“经济机遇计划”等七项工作。克林顿的公益理念由来已久，这或许是每一位卓越领导者的共同特点。正如希拉里所说：“作为一个领导者，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在领导，不能为了领导本身而领导。”

谈及最为关注的爱滋病防治，他变得思维活跃，反应敏捷，语速也逐渐加快。我采访过很多政要人物，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只要说到自己内心追求的事业，就会放松戒备，滔滔不绝地表达观点。而在自如交流的基础上，我又可以按照之前设定的采访提纲，将话题引向我所关注的严肃话题。其中，他对于美国未来几年经济走势的预测在今天看来可谓一语中的。

当时我问他，对美国第三季度（2003年）7.2%的经济增长率有何评价，是否认为这种增长可持续。他很明确地回答：“不能。”随后他解释道，在未来两三年内，他相信美国还是会有相当不错的经济增长率，因为美国私营经济基本上比较健康，政府及时解决了电信行业过度发展的问题，并且通过国防及国土安全方面的开支，以及减税带来的巨大赤字消费来刺激经济。短期来看，这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但长期来看赤字过于庞大了。

“在四五年间，美国经济增长又将放缓。我们会有利率风险，我们会遇到可怕的问题，因为我们又回到赤字消费的老路上来了。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错误，我希望美国人民能够尽早放弃这种发展经济的道路，以免重蹈20世纪80年代末的覆辙。”

2009年，当克林顿之后的下下任总统奥巴马上台时，令他焦头烂额的第一要务就是国内经济的严重衰退。看起来，事实与克林顿6年前预言的“可怕的问题”相当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