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布莱尔记住的“几句话”

人与人之间的误解，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几句话。一句话没说到，两句话没说透，三句话没说明白，误会就来了，你觉得被侮辱，我觉得被曲解。国与国之间的误读同样如此。中文和英文，不仅仅是两种文字，更是两种思维方式。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几句话”说好了，就能够获得更多的理解。

2008年秋天，我作为特邀演讲嘉宾，在上海参加一家国际大银行的内部交流。我原以为只会面对银行高管，所以没有特别准备。到那里才发现，听众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基辛格和舒尔茨两位美国前国务卿、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等。

舒尔茨向大家简单介绍了我，然后把话筒扔过来：“成钢，你说吧。”

当天会议主要是探讨全球金融形势，交流各自对国际事务的观点。我的演讲主题是“2008年的中国”。2008年对于中国很不寻常，我讲了很多，奥运、雪灾、地震，最后又说到“民主”。

“我想谈一谈‘民主’对于中国和西方的含义有何不同。在西方国家，因为特殊的历史和宗教，民主是一个道义问题，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孝敬父母’一样深入骨髓。如果哪个国家‘不民主’，它立刻在道德上处于弱势。但是在当下的中国，民主既是道义问题，更是个管理问题。中国其实正在变得越来越民主。民主可以更好地组织管理社会，有效配置资源，更好地体现现代文明的精神，更好地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

他们点头，表示听懂了我用“道德”和“管理”来区分的两种民主。我又说：

“今天，各位谈到很多中国当下的问题，这没错。如果‘水平’比较，无论制度体系、具体政策还是生活水平，中国相比美国、欧洲都差得很远。但是如果‘垂直’比较，今天的中国跟20年前的中国相比，跟两年前、两个月前，甚至两天前的中国相比，都有积极的变化发生。我作为一个播送新闻的人，每天都见证着、呼吸着这些变化，这些都是中国的进步。西方人习惯于横向比较，对中国有诸多不满，我们自己有时候也喜欢横向比较。但是一旦你换一个视角，用纵向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就会发现一个进步中的中国。”

在那天的晚宴上，基辛格也来了，就下午的演讲表扬了我几句，实属难得。在这位曾与毛泽东同时代的老人眼中，我不过是个幼儿园的娃娃，能得到基老的褒奖，不亦激动乎？

我的发言结束后，布莱尔专门走过来与我攀谈，他握着我的手说：“你今天讲的话，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影响，也会改变很多人对中国的印象。”让我吃惊的是，他居然能将我其中的几段话完整复述出来。“垂直”、“水平”，这是西方人喜欢的逻辑分明的词语，用这样的词语和他们沟通，就可以让他们记住，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

他们都可能成为美国总统

我曾在耶鲁发起过一个颇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系列活动China Chat，每周一次，面向全校开放，用中文交流与中国相关的话题。在这所学生种族背景多样、文化极为多元的大学里，中文已经成为第二大外语。大约5000名本科生中，有300～400人选修了中文课程。不少学生普通话说得挺标准，但对中国的了解其实十分有限。从媒体上看到的中国，总有些极端的方面，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真实的生活，吃过的也仅仅是美国化的中餐。

按照校方规定，每一个“世界学者”都要给本科学生开一门讲座。我便准备了一些关于中国文化、制度的话题和学生们交流。最初我屡屡遭遇“群起而攻之”，这种情形的确需要适应一段时间。在国内，学生只有老实听讲的份儿，在国外却一向允许挑战权威，自由表达观点。小布什每一次演讲都要准备好被人扔鞋，希拉里在演讲中遇到的抗议示威比她的嗓门还大。何况我只是一个比本科生大不了几岁的同辈人。

在耶鲁给本科生上课，交流中国文化，国旗旁边双手叉腰的男孩就是邵逸青。

面对他们的挑战，我一点儿没有脾气，特别“循循善诱”。很多耶鲁本科生来头不小。我在达文·波特（Davenport）学院担任驻院学者，这也是美国前总统布什当年所在的学院，如今也聚集了很多美国政客的子弟。有一天，一个来听课的男孩告诉我，他父亲曾是布什的大学同学，彼时正在北京工作，叫桑迪·雷德（Sandy Randt）。我才惊讶地意识到站在我面前的是美国驻华大使的儿子。学生们向我提出的所有问题我都耐心解答，因为我知道当我成为老头儿的时候，他们中的某一位没准儿真能当上美国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