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鲁民

那些写过名诗佳文的大家巨擘，早已在史册上牢牢奠定自己的位置，后世人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他们的鼎鼎大名。可是，还有一种人也不该被遗忘，他们没那么高的才华，也写不出惊天地泣鬼神的瑰丽诗篇，却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成了名篇的催产士，没有他们的介入，就可能不会诞生那些流传千古的文字，因而，史册上也应该给他们留点位置，丰碑上也该刻上他们的名字，当然，不能喧宾夺主。

感谢任少卿。如果不是他给司马迁写那封求助信，我们可能根本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也不可能催发太史公有感而发，慷慨陈词，写成流传千古的《报任少卿书》。此文面世后，评价极高，后人赞誉它是“绝代大文章”、“宏制巨篇”、“百代伟作”。我们耳熟能详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成为励志名言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都出自此文。想想看，如果没有任少卿的“多事”，就不可能有这篇振聋发聩的“天下奇文”，那将是中国文坛的多大损失！

还有滕子京。命运把他抛弃到了远离京城的巴陵小城，擦去委屈的泪水，掸掸身上的灰尘，他便一头扎进小城的建设。他体恤民情，减轻赋税，开源节流，兴利除弊，仅仅一年，就“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搞得有声有色，他又乘兴修复了坍塌多年的岳阳楼。最重要的是，他远见卓识，提出“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执意请远在千里之外的大政治家、军事家范仲淹作文以记。于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名言不胫而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警句传遍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世代流传，成为仁人志士的座右铭。岳阳楼有幸，中国文坛有幸，范仲淹永垂不朽，滕子京也功不可没。

汪伦也是个绝不能错过的人。李白好酒，这谁都知道，但能让他喝了酒还留下诗篇的不多，而这诗还能代代相传、妇孺皆知的，那就非汪伦莫属。他先是写信盛邀：“先生好游乎？此处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处有万家酒店。”请来后，则尽其所有，盛情款待，每日一醉，令李白乐而忘返。送别时，汪伦又馈赠厚礼，设宴饯行，且拍手踏脚，歌唱民间的《踏歌》相送，李白深感汪伦盛意，当时便口占《赠汪伦》诗一首：“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论地位，汪伦是退休县令；论财产，不过小康而已；论诗文造诣，只是粉丝级别，可是他却催生了《赠汪伦》的问世，如今，知道李白的就知道汪伦，他该享受这个待遇。

最后要说到尹喜，因为他有点传奇色彩。老子骑着青牛要到西域去，得经过函谷关。守关的长官是尹喜。他素喜读书，也小有建树，早就听说过老子的大名，就死缠硬打，非要老子写点东西给他，以此作为放他出关的条件。这本不和老子述而不著的习惯，可不写就不能出关，只好硬着头皮，花了几天时间，把平生所思写了五千字，取名为《道德经》，上篇叫《道经》，下篇叫《德经》。于是一部“五千言”的惊天动地伟大著作诞生了！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鲁迅曾评价说：“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尼采也说过：“《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如果论功行赏，尹喜贡献不小，当然，其手段有欠文明，也算是美中不足吧。

一台大戏，有主角大腕也有跑龙套的，一支队伍，有号令三军也有烧水做饭的，谁都少不了，谁都不该被遗忘，其中就包括这样一种人：文坛催产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