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钦

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年轻的杜甫曾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但却都落第了。尤其是第二次参加的制举，本来就是奸相李林甫所搞的一次所谓“野无遗贤”的骗局，也难怪像杜甫这样的人才考而不中了。后来，他还曾十年旅居京华长安，交结权贵，投诗赠文，企望能被引荐从仕。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诗人写道：“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壮年“诗圣的襟怀”，在这里表现为踌躇满志、一展宏图的政治抱负。尽管由于时代局限使其抱负中难免存在“忠君”的成分，但他并非一味盲目地“愚忠”，而是决心要实现辅佐朝廷、重整纲纪、“再使风俗淳”的伟大理想。这是十分可贵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丽人行》有意以大量华美富丽的语言，来渲染唐玄宗、杨贵妃、杨国忠等人的骄奢淫逸，以反衬出他们种种的丑恶行径。声声慨叹，字字悲愤，诗人对当朝统治者们的荒淫生活进行了辛辣讥刺。若是“愚忠”，诗人是不会如此以诗“犯上”的，这也正表现了诗圣不凡的胆识和无畏的品格！

安史之乱前夕，唐王朝内部尖锐的政治斗争，已反映为突出的社会矛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诗人先被任命为河西县尉，后又被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职责是看守兵甲器仗，管理门禁锁钥。“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官定后戏赠》）杜甫当真是“怕趋走”、“想逍遥”吗？非也！安史之乱发生时，诗人正自长安赴奉先且探亲。谁知回家团聚的他却刚好遇上自己的小儿子被饥饿夺去幼小的生命，其家庭境况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即使这样，诗人得知安史叛乱后，毅然决然地满怀爱国热情，投奔刚在灵武即位的太子李亨而去。路上被捕，后又逃出长安再奔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这其间的艰险与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就在凤翔，诗人被授予左拾遗之职，虽只八品，但却清要。然而，也只不过几个月，杜甫即被唐肃宗打发回家了。诗人一腔的忧国忧民之情、报效国家之志终于未能得以充分展示的良机。此后，八年的安史之乱、腥风血雨更给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的严酷现实，使得“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咏怀五百字》的诗人，发出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的感叹——面对如此破败的江山，中年“诗圣的襟怀”表现为忧时忧国、厌战爱民的复杂情感。“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正是怀着这样强烈的忧患意识，诗人写下了大量控诉内部战难和反映爱国精神的不朽史诗，如《兵车行》、“三吏”、“三别”、《科兴八首》等。而当战乱终于结束，朝廷平叛胜利之时，诗人立即咏出了“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生平第一快诗”，爱国精神和喜悦之情跃然纸上。于今读来，仍觉令人情感激荡，似乎青春也要“鼓翼而飞”了。

热爱人民，关心人民，亲近人民，在杜甫那“诗圣的襟怀”中始终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南国旱无雨，今朝江出云”（《喜雨》），若非关心农民和农事者，是不会如此渴望甘霖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不言喜而喜雨之情溢于言表；“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两句，表现了诗人与普通邻翁的友善关系；而《又呈吴郎》，则是诗人煞费苦心写出的一首劝言诗：“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相沾巾。”为了寡妇打枣这样一个看似平淡的小事，诗人却于平凡中深刻地揭示了陷人民于水火的社会根源，这不是杜甫忧国爱民伟大情怀的自然流露吗？

当然，在我国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上，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之士并非少数。但是，能够像杜甫这样无论“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都能始终如一地忧国忧民之人却不很多。尤其在个人命运多舛、朝不保夕的困苦境况之下，尚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国家为民而忧乐，则使人尤感敬佩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