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家在湖北农村的张老汉，跑到南京看儿子，不料儿子从车站接到他后，在外面转悠，晚上带他去宾馆。张老汉觉得是儿子嫌他穷，怕带回家丢人，气得要连夜回老家。据了解，儿子是被全家合力供进大学，毕业后在南京成家立业。(11月14日《现代快报》)

“子嫌父贫，不让进家门”，这般情节，像是给家庭伦理剧贡献新题材。贫父不远千里来探子，却被“阔儿”嫌弃，被抛弃的悲凉感，让他失落又气急，甚至要连夜回家。至亲之人，都被拒家门外，悲哀难免充盈于人心。

斥责不义之举，可以理解，只是，比起汹涌的道德口水，审慎理性的话语更为重要。不问细节，只凭臆想，就抡起道德大棒，可能造成误伤，也无益于根本性的反思。

窥诸新闻，儿子不将父亲领进家门，的确不合常理。可说儿子无情，似有不妥：无论为父接风，还是带他下馆子，都可以窥见“亲情滋养”的影子。至于指控儿子无义的唯一证词，是张老汉的“觉得”。虽说它不乏解释力，可终究有些想当然——假如，是儿子确有苦衷呢？比如家中出了坏事，为让父亲少些担心，所以制造“善意的疏离”；抑或是，儿子在成家后，并无多少话语权，只能委曲求全。

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儿子不让贫父进家门，究竟有着怎样的内情，我们不宜妄断。凭着“城里人”和“乡下人”的身份区隔，就嫁接“子嫌父贫”的惯性判断，或许立错了道德靶子。真相未明，“求真”比贸然下定论靠谱得多。

“子嫌父贫”，或是假想的道德靶子，可它之所以激起一片义愤，也包含着人们对现代家庭建构和传统伦理之间内在紧张的困惑：在社会流动、家庭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孝道重拾，到底该如何避免“亲情隔阂”、“身份差距”的冲击，才是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思考的问题。   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