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陶玉亮 左丽慧 文 杨 光 图

走进柳建伟位于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办公室，视线猛然紧缩：近20平方米的房间内，茶几上，办公桌、柜子里，甚至柜子上的书都摞到了天花板，让人不禁想起古语“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他的办公室里没有任何装饰，白墙、灰地，一几一桌一椅，简陋得有点“不像话”。

然而坐下来，他打开话匣子，几十年的风雨兼程，求之不得的苦涩、柳暗花明的惊喜、历经风霜后蓦然回首的淡定与从容……它们如同一部多彩得令人目不暇接的画卷，徐徐展开——

经历：

马拉松般的文学梦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说，有一个凄苦的童年、一个凄惨初恋的人，容易成为作家。很不幸，柳建伟两者兼有。

“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在二元社会的中国，我的城镇户口到了农村反倒成了弱势，农村人对城市人的抵触直接投射在我身上了。”回忆起童年，给柳建伟留下深刻印象的仍是“孤独”。

为了获得和其他孩子打成一片的机会，本不用去打猪草的他，也在放学后挎上竹篮、拿起镰刀，跟着一群孩子去打猪草。不料去了之后仍没有机会跟当地孩子一起玩耍，因为“他们说谁吃白馒头多谁干，所以我就眼睁睁看着他们在河里捉小鱼，我却得在一边割草”。——本该是无忧无虑的童年，小伙伴的疏离使柳建伟学会了思考，用审视甚至怀疑的目光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还有初恋的失败，更是像一味“药引子”，将柳建伟推到了图书馆、阅览室。“上大学时喜欢一个女孩子，表白被拒后，只好将自己埋在图书馆、阅览室里，总想逃避教室里那张生动面孔的侧影。”

“写小说是件很痛快的事。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但从作品中，我可以活很多次。”柳建伟说，人的生活有亲历的，也有目历和心历的，前两者经过心的发酵、融合，就能得到不同的人生体验和感悟。

如果说柳建伟走上文学道路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他还将这种“必然”归结为几个诱因——小学班主任马本德老师热爱文学，20世纪80年代就在全国有影响的杂志刊发过几篇小说，除了拜读老师的大作，他还能蹭老师的书看；从事教师工作的母亲，喜欢戏曲，爱读小说、看电视，也牵引着他对文学的爱好；出生在河南南阳，这里的古圣先贤耳濡目染着他；考入大学的时候，正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元年，人生的各种美梦都可以做……甚至从一位本家亲戚收到的废品中，也读到了半本古本《金瓶梅》以及很多“破四旧的书”。

其实，柳建伟的履历不算复杂。1963年出生，因为赶上了“好时候”，16岁就入伍并入学，到郑州读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的计算机工程系；4年后毕业，在成都军区大邑县一支部队里一干就是8年。1991年，热爱写作的他，揣着已有的本科文凭，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起了大专，之后，又去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2000年，柳建伟终于如愿以偿，调入成都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任专业作家。2003年的最后一天，他更是“心想事成”，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从此成为一个在首都北京工作、热爱写作的文学豫军的一员。

“1980年我上大二、也就是表白被拒绝的那一年我开始做文学梦，直到2000年成为专业作家，这条早就确定的路我走了20年。”有人羡慕柳建伟一帆风顺，却不知他这个文学梦做得像一场“马拉松”。

人物档案

柳建伟，男，河南省镇平人，1963年10月生，先后毕业于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鲁迅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获工学学士、文学硕士学位。现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大校军衔。

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有小说、评论、报告文学800余万字面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时代三部曲”（《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寂寞英雄》；长篇报告文学《红太阳白太阳》、《日出东方》、《纵横天下》等；中篇小说集《苍茫冬日》、《上校的婚姻》；电影剧本《惊涛骇浪》、《惊天动地》、《飞天》、《守望天山》、《骚动的原野》等；电视连续剧《突出重围》、《英雄时代》、《爱在战火纷飞时》、《石破天惊》、《桐柏英雄》、《开国》等。曾获茅盾文学奖、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夏衍电影文学奖一等奖、全国优秀电视剧编剧奖、首届冯牧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金鸡奖、飞天奖、金鹰奖、俄罗斯军事电影节最佳编剧奖等系列重大奖项。评论家认为，柳建伟直面现实的态度、洞察生活的敏锐性和对社会矛盾的捕捉、思考及概括能力，令人赞叹。

个性：百折不挠 淡定自若

为了尝试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柳建伟曾在业余时间“练摊”，把老家南阳的玉雕运到成都叫卖，最终发现自己并非是经商的材料；向往首都的艺术氛围，为之奋斗了近十年、一波三折才得以靠近；处于创作的上升期，却因母亲病重不得不当“写手”挣稿费治病养家……羡慕柳建伟是“获奖专业户”的人，很少知道他肩上的重担和背后那不与人道的另一面。

1994年，柳建伟的母亲检查出患了癌症，治病急需用钱。为了生计，柳建伟开始写时下流行的纪实文学。“当年我的工资一个月不到两百，母亲的病前后花了几十万，几乎都是靠写畅销书挣的，从军阀混战、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全都写过。”回忆当年，有近两年的时间，柳建伟都在交书稿、拿钱、买药、寄回家几件事间循环往复，虽有淡淡的苦涩，但更多的是一种敢于担当的豪情与坚毅。

说到这里，柳建伟话锋一转，对记者讲起了生命中的“贵人”朱向前。“当时军艺文学系是大专班，我已经大学本科毕业，不符合条件来军艺读书，但是在朱老师的动员和促成之下我来到了北京，又连续读了六年书，视野顿时开阔。”

柳建伟说，当时《白鹿原》、《废都》出版，有书商出高价让他为《废都》写续，等他用了两个月时间刚续到尾声，《废都》就禁了。后来《废都续》被当时主管人民文学出版社长篇小说的何启治先生看到，对他的长篇创作能力很是认可，“那时候我在鲁迅文学院读书，我母亲来北京看病，何老师来看我母亲时跟她说，‘建伟有能力写出更好的作品，但他现在把精力都投入到畅销书写作，这样下去就废掉了，你能不能劝劝他？’”

到现在，柳建伟还对何启治的“干涉”心怀感恩。“何老师又跟我长谈了六七个小时，劝我从大孝的方面也应该干正经事，到时候母亲心情好了，病痛会减轻，于社会也有益。”在何启治的支持下，柳建伟仔细考虑了几个长篇构思，最后决定在原有基础上重写《北方城郭》。

“母亲一直希望能看到我创作的长篇小说和电视剧。她去世前我开始抓紧时间重写《北方城郭》，但本应该在1996年11月出版的书，拖到1997年6月才出版，而母亲已经在1997年的2月份去世了。”柳建伟在母亲的棺材里埋了自己的《红太阳白太阳》和《日出东方》两本书，却只能在她坟头给她烧一本《北方城郭》。这次切肤之痛，让柳建伟从此丧失了品尝胜利喜悦的欢乐——成功也好、荣誉也罢，曾经求而不得却不期而至，但是最亲的人已经不在，“万钟于我何加焉？”

至于大大小小的荣誉，柳建伟也从未“唯奖是图”。“作为一个作家，作品能得到读者和观众的认可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但这些奖励只代表过去。”或许是母亲未了的心愿，引发了柳建伟的悲观和忧患意识。“老得奖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也不一定是好事，还得努力把作品写好。”

风格：绝对“正能量”

无论是影视剧还是小说，柳建伟的作品能获奖是不争的事实。有何“秘诀”？柳建伟道出“天机”：在当今时代，正面书写这个时代才是正确的选择。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我要记录的不是一己悲欢，而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从柳建伟的创作道路来看，不论是影响全国的《突出重围》，还是斩获茅盾文学奖的《英雄时代》，以及早期奠定文学地位的《北方城郭》，在题材选择上，柳建伟紧紧抓住的，一定是对国家、对民族有价值、有意义的。他又一次体现出了“担当责任”的豪情，“对中华民族有害的我不碰，伤害传统文化精髓的我不动，这是我的原则。”

为何会有这样的认识？柳建伟答得毫不犹豫：“文学艺术的功能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通过展示真、善、美来净化人的心灵，这是作家的责任，作家是啄木鸟，找出虫害是为了疗救。”说到此，柳建伟显得有些激动：这个时代还有着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在这过程中，要往前看，以前瞻性为未来提供一种借鉴，而不是为吸引眼球而批判。

本着这样朴素的情感，柳建伟以强烈的使命感投身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从刚开始的中篇小说，到后来的长篇小说，再后来又涉足于电影、电视剧剧本创作，一路去记录主要潮流走向、去解析其中错综复杂的矛盾症结、去求证伟大时代的正确运行轨迹。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一向长于写军事题材的柳建伟，却以反映国企改革的现实力作《英雄时代》而折桂；最早以小说创作发端，却因影视作品闻名全国；学计算机出身，却不用电脑——柳建伟算得上一个“奇人”。

“我观察过别人用电脑写作，对比他们换电脑前后的写作，我认为文学性下降很多。”柳建伟毫不讳言，“我是学计算机的，知道电脑可能让人懒惰、依赖，我有点儿害怕这个。另外，我写长篇小说，铺一桌子，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增删很方便，用电脑修改反而不方便。”至今，柳建伟都坚持用纸笔写作，他用1993年母亲送给他的一支“永生”牌钢笔，写出了人生中第一篇被《小说选刊》转载的文章；用那支笔，写了将近400万字。“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觉得我母亲在陪着我、看着我，有这支笔陪伴我就会觉得非常好。”

而跨行写作感觉如何？“跨行写作历来都有，现代文学史上鲁迅、郭沫若两大文豪都是跨行写作，作家不是只能中文系出身。”柳建伟表示，“我所写的和我的专业关系并不大，但也确实因为我是学计算机的，我的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归纳总结这些，比一般作家有优势。”

说到此，柳建伟还建议军队的作家把目光越过营院的高墙，多去看我们发展变迁中的中国，再回来做军旅题材作品的时候，或许会有另一番收获。

理想：时代和社会的书记员

20多年前，青年柳建伟在大邑县军营一口气读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后，开始有了一个大胆的梦想：做巴尔扎克这样的“时代和社会的书记员”。

今年6月，柳建伟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为谁写作比天还大》，文中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旗帜鲜明地号召作家、艺术家要永远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做时代的书记员，人民的代言人……回顾我30年的创作历程，我最重要的感受是：为谁写作比天还大，只有为人民写作，才有出路——柳建伟的创作，也的确做到了“一直跟着时代走”。

“过去的30年，中国又恰恰遇上了前所未遇之大变革时期，为文学艺术提供了非常丰厚的土壤和资源。”柳建伟说，“中国这30年，国家形象日新月异，社会形态变动深刻复杂，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交融交锋空前活跃，比巴尔扎克时期的法国和曹雪芹时代的中国更为丰富、更能够产生伟大的小说。作为一个亲历者，我有责任记录这些。”

柳建伟在为自己赶上了这个伟大时代而庆幸的同时，决心用文学来回报养育他的这片土地，回报这个可以产生伟大作家的伟大时代：“如果我们真的想为世界文学奉献点什么的话，那么首先更应该坚持跟时代同频共振的创作。”柳建伟说，作家永远都不能忘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

有了创作方向，柳建伟还自创了“柳氏”小说的解读和创作方式。评论家朱向前见到柳建伟解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他将上千个人物一一列出关系，不由感叹:“读书真是读到家了。”

柳建伟还画出了“《红楼梦》四大家族人物关系图”，将《红楼梦》中所写到的所有人名全部列入其中，并将每一个人与书中有关系的人连接在一起，密密麻麻，纵横交错。“写小说，最重要的是人物关系。把一个个的人物关系拆解开、搞透彻，弄清楚每个人在每一节、每一章中的作用，以后自己写小说就知道设置人物关系了。”

除去小说创作的“技术”层面，柳建伟也十分注重“一根筋”和“板凳坐得十年冷”的淡泊精神——为创作《突出重围》，柳建伟做过7年半的各种准备；为写好反映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电影剧本，他用了整整8年时间，先后搞过5个方案，写出废稿11个共计60余万字；为创作电影剧本《惊天动地》，柳建伟不顾自身安危，6去灾区作深度采访，仅灾区行程就超过5000公里。汶川大地震后共有6次6级以上的余震，他在采访时遇到过4次……最惊险的是，柳建伟曾搭乘运油的直升机去唐家山堰塞湖的抢险现场，他乘坐的从汶川飞成都的直升机和失事的邱光华机组驾驶的直升机，在岷江峡谷的上空，遭遇过同一股气流、同一群云团……“没有这些深入的采访和灾区的数次历险，我是无法写出《惊天动地》的。”说完这句话，柳建伟稍有沉默。记者很想补充一句，写英雄的他，也像英雄。

河南现状代表着

行进中的中国

“发达的上海浦东，全世界没有几个地方如此繁华，但它不能代表中国；偏远落后的山区，也不能代表中国。”柳建伟颇为自豪地表示，无论是南街村还是郑东新区，河南具备中国现在所有的丰富性——只有河南，是最能代表进行中的中国。

提起在全国声名远播的“文学豫军”和“南阳作家群”，二月河、张一弓、周大新、刘震云、阎连科、冯宗璞、刘庆邦、周同宾、李佩甫、乔典运、田中禾、李洱、邱华栋、乔叶……一个个名字从柳建伟的嘴里蹦出，而每位作家的代表作、新作，他更是了如指掌。

“河南作家老、中、青三代都有，而长篇、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也很全面，诗歌、散文、小小说各个领域都有领军人物。”此刻的柳建伟，俨然成为“文学豫军”不遗余力的宣传员，“可以说，无论从年龄、结构、梯次、厚度，在全国都绝无仅有。”

谈话接近尾声，柳建伟习惯性地为自己做起了总结，因为即将有一个新的开始：“目前正在构思一个重大题材的电影剧本，以后还想创作几部有价值的长篇。”柳建伟说着有点狡黠地笑了：一旦投入创作，饭局基本不参加，而像这样连续两天的采访时间，也很难挤出来了。

采访手记

实话说，柳建伟并不是一个很好采访的对象。首先，记者要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获奖专业户”面前，要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不是件容易的事；其次，他的经历太“复杂”，常常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处，又有了人生的柳暗花明，但并不容易总结和概括。再者，他非常健谈，经常是记者提出一个问题，他就接过话头，侃侃而谈，洋洋洒洒，简直如滔滔黄河绵绵不绝……花了两个上午的时间，畅谈了数个小时，也创下了记者从业以来个人采访记录的最大量——打开笔记本15页，但还是觉得意犹未尽——不仅仅是一次采访，更是一次向“前辈”求教和学习的机会，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