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柴清玉

我的小学就在本村。1958年我上小学时，那只是几间草屋，用砖垒起一排台子算是课桌，台子后面放一根粗长的木棍算是凳子。那是大跃进的年代，大人们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干，我们刚上学的孩子倒是无忧无虑，一天到晚乐呵呵的。

后来，村子东头的一个旧庙被改建成了新学校，一色的白墙红瓦，还有大玻璃窗，可以从一年级一直上到六年级，老师也是从各地分来的师范毕业生。学校成了全村瞩目的闪光点，成了全村最好的标志性建筑。我们很快转到了新学校上课。

小学六年，留下的记忆很多，先说一个有意思的“留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学老师管学生，个别脾气不好的男老师喜欢用粉笔打脑袋。谁上课睡觉、说话、不专心听讲，老师会用粉笔头掷过来，有时隔着七八排，指哪打哪，手头极准。女老师们心软，不会用粉笔扔学生，但会用“留校”的方法进行惩戒教育。

留校，就是放学了不让回家，在教研室写检查或者罚写作业。被留校有很多原因，有的是课间打架，有的是不交作业或者不认真写作业，有的是上课说话，有的是拽了女同学的小辫……那时我姐姐就是学校的老师，所以我相对还是比较乖的，别的老师看姐姐的面子，对我也有所照顾。我唯一的一次留校，是因为在上课铃响，大家都往教室跑的时候，我绊倒了一个女同学，磕得她鼻子嘴巴都流了血，还摔破了胳膊，真的惹姐姐生气了而被留校。

我特别喜欢看书，尤其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等，还有描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打仗的连环画。听说镇里书店进了新的连环画，给父母、姐姐要几角钱，很快就会和小伙伴们跑去买回来。我的印象中，一般情况下，父母和姐姐对我买书是不会拒绝的。小时候我的记忆力特别好，语文课读几遍就会背下来，对连环画的故事更是过目不忘，而且还要讲给小伙伴们听。小伙伴们都知道我们家书多，我会讲的故事多，特别拥戴我。

那时候上学，没有家长接送，大人们地里的活还忙不完呢。我们是早上学校一开门就去，有时去了校门还没开，就在门口闹着玩。冬天时教室会在前面讲台边垒一个煤火台，我们到学校后围着烟气腾腾的炉子啃着硬硬的玉米面或红薯面窝头，我就给大家讲故事。有时上课了还想着岳飞、岳云，想着杨七郎和罗成，忍不住还左顾右盼地交流。结果，除了老师发现，还会有女同学的揭发，于是我们的名字就会被老师写在黑板的右上角。这种情况是在1959年，据说是老师借鉴了反“右派”的经验，老师说你们上课乱说乱动，就到黑板右边待着去吧。不过，我们也有对付的办法，如果第一、第二节课名字被写上去了，第三、第四节课就坐得端端正正，格外老实，听课特别专心，老师看我们知错就改，就会把名字擦掉。如果后两节课名字上了黑板右上角，恐怕放学“留校”就八九不离十了。

学校就在本村，学生离家都不太远，如果被留校，让同学捎个口信，家长就来了，给老师道个歉，表示严加管教就算过去了，不过遇到脾气不好的家长，屁股挨几下是少不了的。我有几个小伙伴调皮捣蛋经常被留校，也不用同学捎信，家长一看饭晌过了仍不见人影，知道孩子犯错被留校了，就会主动找到学校。只要家长到了学校，表个态度，老师也不会再多说什么就会让走人。我理解主要还是给家长提个醒，也是为孩子好。

这种情况后来叫一个新来的男老师给纠正过来。他是北京人，姓林，听老师们说他的家就住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地方，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我一直不明白，一个北京人，一个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怎么会到我们村的小学教书呢。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他的家庭出身是资本家，在反右中又被划为右派分子，毕业后被分到我们镇上的中学当老师，后来又被派到我们小学锻炼改造。林老师发现我喜欢看书、喜欢写作文，就有了想法。有一天他给我们念他写的小说，写的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在苏联的故事，尤其是对莫斯科红场、列宁墓的描写栩栩如生。我们既羡慕又好奇，就问他是不是去过苏联、去过莫斯科，他说没有去过。他说这就是文学，跟你们写作文一样，要把视野放宽一些、远一些、你们也可以写出很好的文章、很好的小说的。自那一刻，我的脑子好像开了窍，好像明白了点什么，我更喜欢写作文了，老师每星期布置写一篇，我就写两篇，林老师很高兴。后来我的作文有了很大提高，经常被老师当范文在班上念，名字再也没有上过黑板右上角，更没有被留校。现在想起来，对学生的教育，不同的教育方法会有不同的结果，“留校”会留住学生的身体，却难以留住学生的心，有时还会产生逆反情绪。换个方法，交朋友交心，循循善诱，就不一样了。

五十多年过去了，沧海桑田，我们的环境、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仍然时常会忆起我的小学，忆起敬爱的林老师，忆起我的小伙伴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