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战线一青松

王振洲

“仗义执言，为民前锋”，这是1942年创刊于南阳的《前锋报》的办报宗旨。实践这一诺言的前锋是出生于荥阳的记者李蕤。他的一系列关注民生的报道，特别是揭示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通讯，为《前锋报》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也使他成为名闻遐迩的名记者。

我在河南日报社工作期间，从与王骏远、陈承铮两位新中国成立前同李蕤一起办过报的老报人交往中，听到不少李蕤的事迹，加上我喜欢李蕤写的《九九归一》等小说，对其十分仰慕。

李蕤原名赵悔深，1937年7月7日抗日的炮声在卢沟桥打响时，他正在河南大学读书。为了祖国的命运，为了唤起更多的民众打击侵略者，他毅然离开学校，要用自己的笔为抗日鼓与呼。他没有门路，进不了在开封出版的《河南民国日报》等大报，当得知郑州刚创办的《大刚报》招人时便前往报名。《大刚报》是一家民营报纸，老板雄心勃勃，把坐标定得很高，要把《大刚报》办成像《大公报》那样受读者喜爱的报纸。李蕤在上学期间就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文笔很好，他和当时已小有名气的作家田涛都被老板所看中。起初李蕤负责国际新闻版，办得有声有色。那一年，全国著名学者、和国民党上层关系密切的陶希圣在上海发表了题为《论国际新均势》的专论，说什么当时整个国际局势是“一片和局”，只有中国在“孤立抗战”，“前途只有死亡”，公然为投降派张目。李蕤、田涛等几位青年编辑记者读了以后非常气愤，经过商量，由李蕤执笔写了《抗战不同算命》的评论，旗帜鲜明地主张抗战，对陶希圣的谬论严加批驳。这篇评论说出了群众的心里话，在《大刚报》上发表后许多读者写信赞扬和支持。从此，领导对李蕤更是刮目相看，让他改任战地记者，先后派到汤阴前线、台儿庄大战前线采访。李蕤带着一身泥土和硝烟深入采访，写出了《台儿庄战场巡礼》、《板垣师团的溃败》等战地通讯。在豫北，他还访问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听到许多新鲜的见解，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抗战的力量和抗战胜利的希望。李蕤曾说过，他幼年丧父，胆小怕事，走夜路怕鬼，杀个鸡也要流泪，战争烽火的锤炼使他日益坚强。他在洛阳《阵中日报》当副刊编辑的1940年10月，被国民党特务以共产党嫌疑逮捕。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国民党对进步新闻工作者的迫害没有把李蕤吓倒，获释后他的笔锋更加犀利。

1942年河南遭遇特大饥荒，许多人被饿死，数不清的人在饥饿线上挣扎，吃草根，吃树皮，逃荒讨饭者成群结队。国民党当局置群众生死于不顾，严寄封锁新闻。当时揭开大饥荒真相的全国只有《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和《前锋报》记者李蕤两人。那是灾情最重时的1943年初春，大地还是一片冰封，李蕤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走城市、访农村，洛阳、郑州、偃师、巩县、汜水、汝南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一幕幕惨景，使这位热血青年记者夜不能寐，先后写出十余篇反映群众苦难的通讯，以笔名流萤在《前锋报》上连续刊登，成为那场大灾难的历史见证。1947年《前锋报》和《中国时报》在开封出联合版，李蕤任主笔和副刊主编，因报纸支持学生们反内战、反饥饿，李蕤和报社的其他三位领导被捕。他们在狱中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李蕤历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中南文联副主席等职。1984年秋季的一天，我到河南日报社去看望王骏远同志，恰遇从武汉来郑州的李蕤也在他家，两位老朋友正在亲切交谈。我庆幸去的是时候，见到了心慕已久的记者、作家。当年李蕤已70多岁，穿中山装，圆口布鞋，虽显得瘦些，但精神很好，思路清晰，话语平和而亲切，谈话中还不时流露出对新闻工作的怀念。

附记：写完上文后，偶然翻阅《管城纪年》，看到书中对1942年郑州大饥荒的记载相当翔实，特摘录如下：郑县特大旱灾后又遭蝗灾，加上汤恩伯部队的烧杀抢掠，大批农民饿死或逃荒，卖儿卖女，吃草根、吃树皮、吃大雁屎，一直发展到人吃人的惨剧，仅东赵一个村就饿死500多人。国民党强迫征粮，有的农户将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出后全家自杀。全县人口由20万减至15万。市区商店由1200家减至270家，昔日繁华的德化街、大同路一片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