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亿人“挤”在一起

“大城市病”成难症？

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过半，其中相当部分人生活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合理控制规模”。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城镇化发展的论述，引起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

雾霾、堵车、水污染、高房价、垃圾围城……我国已进入大城市病集中爆发期，大城市病并非中国独有，国际视野中如何开出一个有效药方？

治理与危机赛跑

不约而同，几位代表委员都把眼下的中国特大城市比作“重病号”。

“交通拥堵如肠梗阻，空气污染是哮喘，水污染是血液中毒，垃圾围城好比恶性肿瘤，房价居高不下就是高烧不退。”全国人大代表、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副院长罗霞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如松的诊断略有不同：“现在不少城市，肾功能在衰竭，污水、粪便处理不了；肺功能弱化，绿地减少供氧少；肠道问题，很多资源吸收不好，消化不了；脉搏问题，交通拥堵，一些生态主动脉被切断。”

“药”其实没有少吃，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譬如北京，自1998年起，实施了以首钢搬迁为代表的200多项大气治污措施，而一个PM2.5似乎又“一夜回到解放前”。

罗霞代表这样盘点各大城市出台的诸多对策：

看交通，限号、限行、提高停车收费、发展公交系统，但“蜗牛车”依旧满街爬行。

看城建，疏通沟渠，改造管网，“拉链路”开开合合屡招民怨，一场大雨浇下，还是坐在天桥上“看海”……

“现在是治理与危机赛跑。”她说，“城市治理措施很多，新问题却层出不穷。”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说，户籍制度改革、放开异地高考、推进城镇化是未来的方向，可是这会不会进一步加重大城市病？

26年“长”出一个北京城

英国伦敦也曾以“雾都”知名，美国纽约中心地带至今还在堵车，墨西哥城的污染导致了“城市蜃楼”……

大城市病归根结底是“大”引起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注意到，截至去年末，北京常住人口达2069.3万人，是1986年的两倍多，相当于26年就多出了一个北京城的人口。

与外国相比，中国城市建设的三大误区加重了城市病：

——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各方面政策都向城市倾斜。

——按行政级别配置城乡资源的体制，导致地域最广而级别最低的农村难以获得发展资源。

——“摊大饼”式的粗放扩张忽视科学规划，对长期性、功能性考虑不足，防灾能力脆弱。

“我有一次去香港，一个大老板到机场来接，不是开车而是坐地铁来的，因为坐地铁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全国人大代表郭向东说。

大城市病求解良方

对于那些仍然想拥入大城市的人，应通过发展水平较高、公共设施齐全的卫星城来分流。全国人大代表王文忠说：“要加强城市群规模的科学规划和布局。”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就要实现人口的就地转移、就地就业。统筹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加强支撑产业发展，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王名委员说，如果不是人人行动起来，光靠政府、靠制度，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治理大城市病需要全民参与，比如绿色出行、垃圾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