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勉学

老年戒之在得，这是孔老夫子教给我们的道理。比如东北王张作霖，出身土匪，当年在北平还绞杀了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可他老年戒之在得，在爱国不当汉奸上做得极好，而被人们尊为“张大帅”。

想当初，日本人打主意最早的莫过于张作霖，最具喜剧色彩的也是张作霖。据有关记载称，一位日本名流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大老粗一个，便设宴力请“大帅”赐字，企图拿这一杀威棒逼他降服。谁知张早已成竹在胸，他巨笔一挥便写下了一个大大的“虎”字，然后署名落款：“张作霖手黑”。见状，那个东洋名流得意扬扬地大笑道：大帅啊，应是“手墨”，而不是“手黑”！可张作霖把眼一瞪骂道：妈了个巴子的！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你懂个屁！在场的日本人顿时窘态百出，而中国人却畅快地开怀大笑起来！

又据帅府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说，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不仅断然拒绝，并对其大嚷道：日本人不讲情义，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贼，叫后代子孙也跟着挨骂！尽管如此，芳泽谦吉并不死心，此后他仍常来纠缠张作霖，以各种优厚条件诱逼他在“日张密约”上签字。对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张作霖非常气愤，拒不在芳泽谦吉送来的文件上签字。

也许有人说，人生是一本书，老年就是这书的封底。一本书读完了，又何必去在乎它的封底呢？这话乍听似乎也有些道理，但细品起来就大谬不然了。中国人，尤其是有些影响的中国人，人们评价他的时候，常常只看他的晚节。比如我们评价袁世凯，就只记住了他倒行逆施，投靠日本当了83天的儿皇帝，至于他在其他方面的种种长处或缺点就无暇顾及了。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常常被定格在大是大非的关键问题上，这一定格或造型将永远不会改变。比如世人皆知的汪精卫，他1901年以广州府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中秀才，1905年由孙中山介绍加入同盟会，1910年策划刺杀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在狱中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决心以死报国，一时为人传诵……并曾先后历职同盟会评议部议长、原中国国民党副总裁等要职。然而以上这些却很少被人知晓，人们只记得他晚节不保沦为汉奸，只记得《汪逆跪像》及《汪逆夫妇跪像志碑》：“相彼夫妇，汉奸之尤，民众公敌，举国同仇。男名精卫，汪家败类，妇名璧君，陈家妖魅。认贼作父，卖身倭奴，斫石肖像，跪诸道途。人人唾骂，万类见羞，臭闻当世，污流千秋。”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袁、汪都不应该迈出那可耻的一步，他们为什么敢冒如此天下之大不韪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人生有大是大非，爱国不爱国就是大是大非，袁、汪在这大是大非面前动摇了糊涂了；做人有做人的底线，不当汉奸就是一条底线，谁当了就要留下千古骂名，而袁、汪没能守住这条底线。

孔子说，老年戒之在得。得什么？无非是权、名、利和钱，这些东西诱惑力太大了。回溯历朝历代明争暗斗，整天打打杀杀，不就为一个“权”吗？有了权也就有了名利和钱。正如有些人说的那样：宁可少活10年，不可一日无权。为了权和钱，便有人敢于赴汤蹈火，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哪里知道，在这人世上还有比权和钱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生的大是大非，就是做人的底线，就是要保持晚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