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奔波仕途，屡次被贬，与同僚发生过冲突，甚至他的朋友、同窗、老师对他也颇多苛评。他的仕途推荐人、宰相晏殊就曾责备他“好奇邀名”；另一位宰相吕夷简也说他“务名无实”。但是，在他死后，南宋朱熹评论他是“天地间第一流人物”；明代方孝孺说他“时屯道难合，谤息名愈全”。在这些人眼中，范仲淹拥有一种勇敢直言，毫不退缩的品格。他的官场生涯是失败的，可人格上，他是当之无愧的楷模。

为自立而读书

范仲淹出生在成德军（河北藩镇，治所在今河北正定）节度掌书记官舍。范仲淹两岁丧父，家道中落，当时母亲谢氏还十分年轻，贫无所依，便带着儿子改嫁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朱文翰，范仲淹也被改名为朱说，并在朱家长大成人。

朱文翰对这个不晓世事的继子并未冷眼看待，而是辛勤栽培，对他寄予了厚望。这个新组合的家庭最初经济不是很宽裕，范仲淹在青少年时期曾备尝艰辛。朱文翰辗转各地做小官，一家人多次迁居，每迁一地，范仲淹都留下了让人感动的苦读故事。

在安乡（今湖南安乡）时，范仲淹曾在当地的太平兴国观读书，寒暑不倦。1009年前后，范仲淹随父母回到淄州长山，读书于长白山醴泉寺，每天的饮食仅仅是一碗稀粥。他把粥放凉，待其凝固后分成4块，早晚各吃两块，配着盐拌韭菜末下饭。

1015年，27岁的范仲淹考中进士，即奉母侍养，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理想，也开始了赤心报国的仕宦生涯。

战场上以守为攻

在范仲淹的仕宦生涯中，有两件事在当时影响甚大：一是御边，二是新政。1040年，宋与西夏的战事复燃，范仲淹临危受命，被派去御边。与西夏的战争僵持3年，不能速胜，使宋仁宗认为国力太弱，强内才能安外。他又犯了急于求成的毛病，战事刚稳，就不顾功亏一篑的危险，于1043年4月紧急调范仲淹和韩琦为枢密副使，不久又升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范仲淹提出的改革措施，影响了官员群体的既得利益，受到多方攻击，再加上宋仁宗瞻前顾后，不够坚定，10项改革措施只实行了6项就半途夭折，“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范仲淹的施政抱负虽功败垂成，但他忧国忧民的精神和务实的奋斗是持之以恒的。

早在1021年，范仲淹还在泰州（今江苏泰州）当地方官，海堤年久失修，每到海潮泛滥，农田就被洗荡，百姓不堪其苦。范仲淹不断上书建议修复海堤，一番周折后，最终争取了朝廷的支持。经过3年艰苦卓绝的奋战，一条150里的捍海大堤终于修成。当地百姓深深感念范仲淹的功绩，将此堤取名为“范公堤”。

1027年，在丁母忧期间，他也“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给朝廷上了一份万言书——《上执政书》，针对贫病交加的时弊，他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备戎狄”等6条改革主张。据说，宰相王曾收到万言书后，大为赏识，立即授意晏殊推荐范仲淹应学士院试。

在《岳阳楼记》中，他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心中对天下的悲悯与壮志，由此可见。

被贬3次也不“收敛”

范仲淹立身孤高，报国奉行“以言为先”。他早年便立志，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入仕后，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政治上的弊端，不断向朝廷建言。条条都是治弊的猛药，次次都是药石之言，以致危言犯上，屡遭谪贬。

历经三度谪贬，范仲淹丝毫不见“收敛”，他那近似固执的坚持，源于忧国忧民的情怀。在当时的名流眼中，他是个不懂回旋的迂阔之人，王安石甚至指责他“好广名誉，甚坏风俗”。

1052年，64岁的范仲淹旧疾缠身，感觉大限将至，便向宋仁宗呈上《遗表》，说的仍是邦国兴衰。他以将死之言规劝仁宗要体恤民情，赏罚公正；他还对朝廷上上下下固守弊病、不愿变革的心态深感忧虑。至于身后事，只字未提。

范仲淹去世后，宋仁宗亲书其墓碑为“褒贤之碑”，谥文正。和他曾并肩作战过的韩琦在《范文正公奏议序》中历数他一生坎坷，留下了这样的评价：“识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复沮者，几十四五”，充满了遗憾和感叹！

摘自《环球人物》

晏建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