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撰文说：“纵观已发现和披露的案件，冤假错案的形成主要与司法作风不正、工作马虎、责任心不强以及追求不正确的政绩观包括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等有很大关系。”

司法可成为政绩，定罪率也可成为一种资本，法律此时已成为一块无所不在的抹布，可以为各种不同的目的服务。

枉法维稳，这是最近媒体曝出的一件10年冤狱的成因。河北省安新县端村镇女子赵艳锦，2001年9月卷入邻家6岁孩子被杀疑云中，10月15日，赵艳锦在安新县公安局供称雇凶杀害邻居李桂兰的儿子赵紫旭。翌日，赵被刑拘，再次作出有罪供述。从10月18日起，赵艳锦翻供，不承认杀人，其作出有罪供述，是因为遭受了刑讯逼供。此后，保定中院一审判其无罪，检方抗诉，河北省高院裁定发回重审；在主要证据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保定中院判处赵艳锦无期徒刑，赵上诉，河北省高院又裁定发回重审；保定中院第二次判处赵艳锦无期徒刑，赵再次上诉，最终河北省高院判其无罪。

此时，已到2011年5月23日，但又在“迟到”20个月后，赵艳锦才彻底恢复自由。原因是一审判决赵艳锦无罪，死者赵紫旭的姥爷李老国撞碎市检察院玻璃门，欲割腕自杀，最后检察院作出抗诉决定。在接到终审判决书后，保定中院“重点考虑到不宜再酿事端，在对李老国做好稳定工作之前，不便贸然宣判”，最终“经过反复做思想工作，李老国终于接受了法院的判决”，终审判决这才下达，而此间，包括保定中院在内的多个部门以司法援助的形式给予死者家属80万元。

正义在执法者眼里，也是如此艰难，以至不惜制造新的受害者来抚慰旧的受害者，维稳比正确司法更重要。“有罪判刑，无罪放人——不能既不宣判也不放人！”赵艳锦的丈夫李建军因迟迟得不到判决，多次上访，自2008年4月以来，被行政拘留3次，劳教两次，李建军由此质问法院：“如果你们按时宣判，我还会这样吗？”

阳光还是打在脸上，但冤狱一如枷锁锁在心上。此案在诸多潜规则下，在维稳的需要下，几乎是执法机关与执法者明知为冤狱的情况下一手促成，许多环节的麻木甚至超越了“既然公安抓了人，检察机关又认可，到审判环节，对那些证据存在欠缺案件，往往不敢不判，只好作疑罪从轻”的潜规则，维稳成了司法机关堂而皇之制造冤案并且毫不内疚的理由。可以说，赵紫旭是个体施暴下的受害者，而赵艳锦是个体与制度合谋下为了某种需要的受害者。

10年，物是人非，世间没有如果。每一件冤案背后，都有不止一张悲苦的面孔。个体与司法机关对于法治的诉求，超不出利益与需要两种可大可小的要求。如果法治是现代社会的空气与水，人们所面对的司法安全，像食品安全一样，因为良知与制度同时同地的缺失，已经到了忍受的极限，而人们仍然只能对法治弱弱地要求。 晓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