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送进了坐落在北京西郊山区的结核病疗养院，这个疗养院的围墙尽管很高，但在楼上的房间里却能看到周围的山。我在医院里度过了一年的四个季节，正好看全了山的颜色，春天粉红的、夏天青翠的、秋天火红的、冬天萧瑟的。在医院的门口，还有一座小山，山顶上刻着冯玉祥写的“精神不死”四个大字。我几乎每天都要去爬这座小山，对着这四个字发呆。后来身体好点了，医生允许我走出大门，我就去爬遍了每天从医院的窗户里可以看到的那些山峰，那个时候我总是感到很寂寞的。

那一年休学养病的时间也是很痛苦的，觉得在学习上刚刚缩小的差距又被拉大了很不甘心，不过我又找到了另外一种既能养病又不耽误学习的好方法。刚进北大时，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名著，更不知道黑格尔、康德是谁。同学们都觉得我没什么见识，为了和好友赌十元钱，我曾经花了5天时间，每天背10个小时，把《离骚》背完了。实际上换个思维方式看问题，那些天天批评、挑刺，哪怕是在后面说坏话侮辱我的那些人也是自己的朋友或者另一种身份的导师吧。休学的这一年，我读了600多本书，平均一天两本书的阅读速度，将中国历史和文学典籍看了大半，什么《资治通鉴》、《孙子兵法》、《论语》、《曾国藩家书》、《三国演义》……只要我能找到的、有名气的书，我基本都看了。也就是在医院的这一年，我读完了《徐霞客游记》。

我希望这些书能在培养文化素养方面给我帮助，我用的就是填鸭的方式，先存放在脑子里，等着日后慢慢地消化。说起来，那个时候的书都没白看，还是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我的价值观念和看待问题的方法。

要把自己当成面粉不断地“揉”

因为中途休学了一年，我在北大实际上是留了一级，所以无论是我同届的还是下一届的都不认可我是他们的同学。

我还记得我自己为了吸引女生的注意，每到寒假和暑假都帮着女生扛包。后来我发现那个女生有男朋友，我就问她为什么还要让我扛包，她说为了让她的男朋友休息一下。

学生时期，我基本将时间都花在学习英语和读书上面了，也很少参加社团活动，人际关系绕来绕去也就那么几个人而已。我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就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首先我是从农村来的，普通话讲不好；其次，又产生了自卑的心理。所以，除了跟宿舍的几个人认识以外，跟北大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在大学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没有参加任何大学生社团的活动。后来我深深体会到，大学生的团体活动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它对一个学生锻炼自己的心志，锻炼自己开朗的个性，锻炼自己与人交往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没有在学校里锻炼出这个本事，所以说，我在北大求学的五年，过的是一种比较单调的苦行僧生活。

回头看看求学的那段时间，我还是很有收获的。就像我曾说过的“揉面定律”一样，很多意志力较强的人遇到困难、打击、失败、挫折的时候，不是绝望地放弃或者顺从，而是更能适应这个处境，就像是往面粉中间掺水一样。掺水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揉，最后慢慢就变成了面团，再拍就散不了了。继续往后揉的话它就变成了拉面，你可以拉，可以揉，可以变形，但是它就是不断。

在北大有很多事情特别让我感动。比如说，我很有幸见过朱光潜教授。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是我们班的同学每天轮流推着轮椅在北大里陪他一起散步。每当我推着轮椅的时候，我心中就充满了对朱光潜教授的崇拜，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我在大学看书最多的领域就是美学，因为他写了一本《西方美学史》，是我进大学以后读的第二本书。

为什么是第二本呢？因为第一本是这样来的。我进北大以后走进宿舍，我有个同学已经在宿舍。那个同学躺在床上看一本书，叫作《第三帝国的兴亡》。我问他：“在大学还要读这种书吗？”他把眼睛从书上拿开，看了我一眼，没理我，继续读他的书。这一眼一直留在我心中。我知道进了北大不仅仅是来学专业的，要读大量的书，你才能够有资格把自己叫作北大的学生。所以我在北大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第三帝国的兴亡》，而且读了三遍。后来我就去找这个同学，我说：“咱们聊聊《第三帝国的兴亡》吧。”他说：“我已经忘了。”

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我一直比较具备为同学服务的精神。我这个人成绩一直不怎么样，但从小就热爱劳动，我希望通过勤奋的劳动来引起老师和同学们的注意。我的手脚比较灵活，一劳动就能干得很好，这在当时可是很有荣誉感的事情，这一点我绝不撒谎。14岁的时候，我们整村人插秧，没有一个人能比得过我。说获得过县插秧冠军，那是假的，但是呢，在我们村的插秧比赛我可真是第一名。干其他的农活也是手脚特别的快，干所有农活我都是一把好手。所以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一直积极主动地打扫教室卫生。

我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却永远没有排到前面去的时候，我在小学、中学，成绩都在20名之后的。但是我常常会被评为卫生委员，大家认为我扫地特别干净，就选我做卫生委员，其实就是家庭的劳动习惯延伸到学校去了。

到了北大以后我还是保持着这个良好的习惯，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这一打扫就打扫了四年，所以我们宿舍从来没排过卫生值日表。另外，我每天都拎着宿舍的水壶去给同学打水，把它当作一种体育锻炼。大家看我打水习惯了，最后还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忘了打水，同学就说“俞敏洪怎么还不去打水？”但是我并不觉得打水是一件多么吃亏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是同学，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同学们一定认为我这件事情白做了。又过了十年，到了1995年年底的时候，“新东方”（即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以下简称为新东方）做到了一定规模，我希望找合作者，就跑到美国和加拿大去寻找我的那些同学，他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是我生命的榜样。我为了诱惑他们回来还带了一大把美元，每天在美国非常大方地花钱，想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也能赚钱。我想大概这样就能让他们回来。后来他们回来了，但是给了我一个十分意外的理由。他们说：“俞敏洪，我们回去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四年水。”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有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所以让我们一起回中国，共同干新东方。”才有了新东方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