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户籍限购房

破坏社会伦理

针对近日媒体报道的“婚托”等现象，北京市住建委启动综合执法检查，如果开发商和中介机构参与教唆、协助“婚托”，都将从严查处；购房资格核验系统中，出现“闪婚”三次的身份证号将自动“告警”。

北京市住建委在这次执法检查中发现，有一名叫王芳（化名）的京籍女子，从去年11月到今年4月短短5个月里，先后3次与不同的外地人结婚、离婚，3人年龄从20岁到60岁不等。按照正常的生活逻辑，这种5个月内和不同对象闪婚闪离3次的奇迹根本不可能发生。然而，它符合非正常的钻空子的逻辑。

假结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钻京籍家庭不限购的政策空子。一些非北京户口的外地人士为了在北京买房，又不符合连续几年纳税的条件，所以才要合演这种和北京人假结婚的把戏。有哲人曾有逃亡的机会，但他仍然选择了饮鸩而死，他说自己不愿意悖逆法律，哪怕是坏的法律。今天恐怕无法用这样的标准去要求平常人，不必用道德的标准去臧否这些钻政策空子的人，当然也不必对他们作褒奖和拔高。说这些京籍的婚托“帮助”外地人购房，只是一个辛辣的笑话，每单生意3万至5万的进项才是问题的实质。

利益丰盈的时代，需要拿利益作为分析现象的工具。事实上不难发现，无论对于真夫妻的假离婚，还是对于陌生人的假结婚，有关方面的规劝都不是道德规劝，而是非常现实的利益规劝。比方说那句著名的“楼市有风险，离婚须谨慎”，以及这次律师所告诫的“婚托不离婚，你将怎么办？”利益规劝确实有几分让人忧虑之处，它的逻辑是，你都知道去钻法律的空子，焉知那个和你假离婚或假结婚的人，他（她）就不会钻你的空子？假离婚被演成了真离婚，或者假结婚结了之后居然离不掉，购房所获得的利益将要大打折扣。

以后者为例，外地购房者与北京婚托结婚，在购房成功之后是需要赶紧离婚的。可是，如果婚托勃然翻脸，不承认自己只是这场大戏之中的演员，而是拿着结婚证要求分割作为婚后财产的房子，事情将会如何了结？如此烦恼，还都只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离婚闹剧和结婚闹剧的最大承受者，恐怕仍然是那个抽象的“社会管理秩序”。政策制定者想要达到的“秩序”，是令行禁止，是说一声“限”民众便自觉自愿揣度自己的条件实现“自限”。不料，总有那么一些为利益铤而走险者，不按简单规则出牌，处处试图通过相反的方向来到“大陆”。

当调控因此而被洞穿，政策的制定者必须去堵漏，因为和结婚离婚的假戏真做比起来，这才是更大的“不利益”。对婚托“闪婚”三次告警，对机构参与教唆协助的严处，底牌也就是寥寥数张，能不能奏效还不好说。就如同那些购房者，他们未必不知道假结婚假离婚的风险，但与利益相比，他们愿意冒险。若是市场真的已然疯狂，非“限”而不能奏效，那么这些“限”字当头的政策是不是一定要与户籍挂钩，却是值得推敲的问题。大城市的限购若不挂钩户籍，何来婚托横行的诸般奇观？不挂钩户籍曾被明确为户改的规则之一，奈何一旦面临实际就全然无效。

社会学家正忧心忡忡地研究传统婚姻制度的解体，他们所依据的是更为驳杂的现象，如同性婚姻、丁克家庭、剩男剩女等等。若将限购时代的种种虚假婚姻也糅合进去，社会学家的悲观恐怕会再增加几分。这时候，我们已经忘掉了婚姻与爱的关联，它只是利益调整目标下各方运用纯熟的工具而已。少动用户籍，少动用婚姻，别拿它们作为达成治理目标的砝码，即便是于维护最庸俗的幸福而言，恐怕也是极有价值的。 周东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