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愿意给我提供奖学金或者助学金的学校，我只能自己准备这一大笔学费了。去美国至少需要2万美元，折算成人民币得十几万，现在来看这个数额不是很大，但是在那个时候这可是一笔天文数字了。那一年，我为了积攒赴美国求学的各种费用，就约了几个同学一块儿出去代课，挣出国的学费。我们悄悄在其他的几个学校的培训班里代课，代课方式很有效，最大的收获就是代课费很高，一节课30元，十节课就是300元。我的个人收入很快就增长了起来，当时心里想的是用不了多久，这笔天价的费用就可以准备充足了。校外代课能获得高回报的这种激情就像一团火，熊熊地在我的心里燃烧着，那个时候我已经无法控制快速增加收入的渴望了，在课余时间里我全身心地投入了代课的工作中。

从1988年到1990年，我为出国先后挣扎、拼命了三年。虽然我在校外代课的收入挺可观的，但是这些钱还是没能满足我前期申请出国各种花费的需要。在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和代课收入之后，我还是因为缺钱致使出国读书的梦想破灭了。

当时我老婆对我也是高标准严要求的，我就拼命地努力学习、赚钱。第一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拼命想出国，没有成功，我就转了个方向继续努力。第二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我必须要让家里有钱花，这样我就可以让老婆对我的危机感往后延续一点，尽管当时我不觉得能够解除这个危机感。当时有钱花的标志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老婆是天津的，我是江苏的，我在长江边上，她在海河边上，所以都喜欢吃鱼。我们两个都是工薪阶层，都是大学里的普通老师，因为没有钱，我当时买鱼就专门买死鱼，因为死鱼只要两块钱一斤或一条两块钱，活鱼就变成了六七块钱。我记得的一个转折就是，我到外面上培训机构的课以后，开始是一二百块钱一个月，后来就变成了六七百块钱一个月。当时我老婆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我们住在北大的宿舍里面，所以她从中央音乐学院回来以后肯定不能给我做饭，晚上一般我就负责做饭。记得有一次她下班回来以后，发现鱼汤是用活鱼做的，就很开心。那天晚上好像就成了我们生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她开始对我变得温柔了，因为能吃到活鱼了。

出国不成，积蓄也花光了，好好活下去便成了我的第一选择，于是我每天晚上出去授课谋取生活费用。从1988年开始，三年多联系出国的经历，使我对出国考试有了很深的了解。而此时的中国已经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大家已经开始明目张胆地为出国而拼命。这个时候北京的TOEFL、GRE培训班已经遍地开花，就连北大里面也有了TOEFL、GRE培训班。北大里面的培训班轮不到我去教，因为老资格的人把职位全占满了，我又需要钱，于是我就只能到外面去教。

我出去代课，这样可以额外收入一些钱，但是我这个人天生有一点点经商的头脑，看着很多同行都在招生办班，我的心思也就活了。我计算了一下，作为一个代课教师，而且自认为是一个授课顶好的教师，我只拿到了招生费用的1%或者2%的比例作为我的工资，怎么想也觉得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我觉得如果自己办培训班的话，无论如何都会比那些学校和那些老师办得更好的。这就有了跟北大的一个老师联合办班的想法，他想办法盖上民办学校招生的章以后，我们俩就在北大校园张贴广告开始招生。生源很快就突破了我们两个人的预计，而且还有些学生是慕名而来，取得了开门红，这个班的诞生就给我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这个办班的过程实际上带来了什么呢？它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北大英语短期培训班的学生数量锐减，因为有一部分学生被吸引到我这边来上课了，这种情况引起了当时英语系领导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上升到最后，就变成了北大给我了一个行政记过处分。

按理说，我在北大租用礼堂做讲座，北大的后勤行政主管或者校长肯定是管不到这个事情的，他们也没这个时间和精力关注我的一举一动。北大校园里还能关注我、对我感兴趣的人并不多，也就是给我处分的那些人，那些利益的相关者们。北大处分我表面的原因，是我在外面教了课，违反了学校的规定，深层原因则是和北大的英语短期培训班上课的学生人数减少，导致培训费的收入减少有关，引起了那些利益相关者的不满，所以我就成了北大整个英语系的死对头。

为什么呢？第一，管理短期英语培训项目的北大老师的收入减少了，这个项目的运作当然是这个人拿得最多的，我的培训班直接影响到了他的收入。第二，围绕这个培训项目获利的其他老师收入也减少了。也就是说，北大英语系的其他老师都在那儿教书，我瓜分了他们的生源，等于抢走了他们盘子里的蛋糕。第三，这个项目剩下来的利润在每月的月底都会分下去，每个老师都是可以拿奖金的，叫做人人有份。

那么我的培训班一举办，学生就流失了一大部分，很显然北大的英语老师们就会少拿这一部分，这个主管也必然就少拿一部分，当然了他们自己的上课费还是不一定少拿的。总而言之，大家已有的经济利益都受到了损失。内心不平衡的矛头很快都指向了我，就因为我俞敏洪这么一个人，坏了大家的好事，所以我的这个处分是有雄厚的群众基础的。试想，如果没有群众基础它也不会随便处分我的。这个处分下发了，大家都觉得这个处分是对的，没有人同情我，我当时确实是犯了众怒。

后来想想自己也做得挺过分的，断了别人的财路，肯定要引起别人的不满。但是短期英语培训项目收入的减少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即使我不出来办班，别的学校的老师也会在外面举办培训班的，一样会分流学英语的学生生源的。所以说我只是在特定的时候做出了特定出格的事，受到大家的责难也就在所难免了。

那个时候的实际情况是，我也想在北大校园内办的培训班多教课，多增加点收入，但是他们说我们这个培训班现在哪有你教课的地方，因为当时各个培训班都是系主任、副系主任、教授在教课，不可能为我提供足够的课时让我挣钱。所以只能是在月底的时候分那么一点可怜的奖金，没有办法，学校里也得讲究论资排辈的。我是新留校的老师，只能排在资历深的人身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能这样混吃等死，还是应该到外面去看看有什么新的收获。正好，赴美国求学的机会给我提供了一个需要挣钱的理由，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我就在校外代课挣些外快，结果还被学校发觉并给了一个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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