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秋天，北大三角地的高音喇叭连续半个月广播了对我的处分，大意是我打着北大的名义私自办学，严重影响教学秩序等，处分决定是记大过。我根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因为校方在做出处分决定之前并没有和我通气。

我在北大第一次出名也是因为这个处分，当时北大已经有了闭路电视，这个处分在闭路电视上也播放了无数遍，用来警示其他人。对别人起到什么警示效果我不知道，结果是我在北大出名了，走在路上的时候，陌生的学生和老师都能把我认出来，身后常有人指指点点地说：“哎，那个人就是电视中看到的被处分的那个俞敏洪。”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面子一下子被丢在了地上，任人践踏，这种滋味真的很难用语言形容。

当时那么多的关注，那么多奇怪的眼神，一下子摆在我面前。我自己很明白，无论再怎么努力，成绩再怎么前进，我心里始终会有一道坎迈不过去了。这个处分带给我的刺激太大了，所有物质上的缺失我都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来弥补，但心理上的障碍却更难克服，我在北大待得就不那么舒心了，就想到了辞职。

成功是靠改变人生固有模式取得的

从时间上来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阶段，每个人生阶段所要做的事情都不一样；从空间上来看，身处不同的位置和环境给自己设的途径也会有所改变。一般来说，做了北大的老师，实际上在全国来说也是最神气的老师了，这个工作是很好的，也很让外人羡慕的。大多数人在这个时候都会把自己的成长路径设置为教师，然后朝着副教授、教授、硕导、博导发展，出更多的书，成为交换访问学者，成为知名的教授。这种成长途径是在大学校园里准备做学问的人必经的一条路。我没有按这个路走而是想离开北大，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做了北大的老师，并且在北大做了近七年的老师，就觉得既然做过了，就永远都是北大的老师了。即使我离开北大，原来我当过“北大老师”的这个称号还是有的，到外面去，我跟任何一个大学的老师比，原则上我都不会产生自卑心理了。因为我在北大教过七年的学生，从一年级教到四年级，说明我在教学水平上，已经可以做到比较自信了。我们到了这个位置，再看这个位置，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位置很好，但是，既然已经做过了，也就可以了。

第二个原因，我总是有自卑心理，我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我在学校里和同事的关系也搞得不好，和同事之间的工作感情也不怎么深厚，这些都是我在北大继续发展不得不面对的困难。只会埋头教书，是不会得到领导赏识的。尤其是这个处分的背后，实际上是我得罪了整个英语系，如果我还在北大，就必须要每天面对他们。

第三个原因，经济回报上的巨大反差。如果说没有到外面去代课这一经历的话，肯定我就安心留在北大教书了，因为我不知道到外面去代课的甜头是怎样的。实际上当我偷偷地尝了一下到外面代课的甜头后，发现我居然能用一个月的时间挣出在北大十个月的工资来，心里可就不安分了。尽管我天性不算是太冒险的人，但是我不太喜欢按部就班、三点一线的生活。北大其实已经给了我很大的自由空间了，一个星期上课八小时，没课时候都是自由时间，这种生活就是挺安逸的。这个路走下去，也是一个非常安定的生活，但是，我就觉得这些生活好像不太符合我的个性。所以那个时候出去代课，被北大处分，再一想自己还能单干，那最后的决策很容易就向离开北大的方向倾斜了。经济上的高回报给我离开北大提供了最大的动力和诱惑。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习惯于把自己的思维限定在狭小的空间里，按照大家普遍接受的惯性思维去思考，走别人走过的路，做别人做过的事情。要知道，许多时候我们的成功是靠着改变人生固有模式获取的。所以说，我适当地改变了一下，结果就有了现在的新东方。

说到底，在北大当老师接近七年的时间还是给了我很多自信的，我渐渐克服了自卑的心理，否则我后来也做不了新东方。离开北大出来教书的时候我发现，带着北京大学氛围孕育出来的那种气质，学生都很服气，即使我就招一个班，我一个人讲课也能活下去。

放弃意味着重生

我办新东方开始两年的目的都是出国，当时就想着赚个一两百万的钱就去美国读书，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1995年。我离开北大最初的目的是多增加些收入，这些增加的收入对我来说是有重要用途的。当时我正在申请美国的大学，这也是我那个时期最大的梦想。申请美国的大学就要交申请费、邮寄费等，这些费用在今天看来很正常，但是在那个年代其实是蛮高的。

那个时候我的工资完全不能满足我去美国的各种费用，必须额外准备一笔资金才行。当时美国一所大学的申请费大概是30到50美元，这个30到50美元就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在1990年以前中国学生申请美国学校都是免申请费的，他们知道中国来的学生没钱，允许免交申请费。但是从1991年开始，申请的人越来越多，美国就不再免申请费。我考虑到如果一切顺利，去美国的其他费用会更多，就有了在国内多积攒些钱的想法。

我在校外代课并不是为了追逐金钱，金钱也不是满足我心灵的东西。虽然它能为心灵的满足提供多种手段和工具，但在现实生活中，北大的处分让我增加收入的授课行为成为众人眼里的一场闹剧。金钱虽然是一种有用的东西，但是，只有在我和我身边的人都觉得知足的时候，它才会带给我们快乐。否则的话，它除了给个人增加烦恼和别人的妒忌之外，毫无任何积极的意义。

本来期盼这个记过处分会很快过去，我可以重新开始平静的生活。虽然我不能放弃在外面的代课收入，却仍旧期待着继续在北大的课堂里面教公共英语，每个星期上八小时的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处分带来的压力对于我来说却一直未能减轻。

为什么呢？因为我受到的这个处分，会一直伴随着我！如果我继续在北大工作，就永远会有压力和不公平。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涉及那个时代我们对分房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当时的情况是国家实行房子分配制度以及单位内部审核的晋升机制。在面临这些分配、晋升机制时，学校都会拿我的这个处分来说事。比如说同样能力的老师，同一年进北大的老师在一起评选，那我肯定会被排在最后面。我被处分过，被处分过的人是没有资格和学校讲条件的，这是我觉得不应该继续留在北大的最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