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临县地税局为应对山西地税局的绩效考核，将该县8个税务所的462户非正常户、注销户、有难题管户转嫁到已故税干赵晓明名下。使赵晓明生前担任处理的62户纳税户增加到身后的524户，毫不隐讳地将活人的责任推给死人。（7月22日《瞭望东方周刊》）

死人“被复活”不过是给造假文化再添一个生动案例，但只要造假是流行的，而且某些体制容忍造假，恐怕造出什么花样来不过是偶然的问题。

造假首先是道德问题。官场造假成风说明官德在沦陷。两年前国家公务员局曾发布《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但其效果仅从不断曝出的官场造假情况便不难得出一些结论。

造假，并被容忍，根本问题出在价值观上。也就是说，很多地方不认为造假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欺骗国家总理的官员，居然还能升职为副省长，而至于“遮羞墙”、山体刷漆、种无根树、镇政府雇佣一群农民假装在“高产示范田”上种马铃薯等等小打小闹造假，更是家常便饭。即便媒体曝光，也无人深究。某些层面的价值体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有些地方从上面到下面对造假问题仅是轻描淡写地批评一下了事？

死人“复活”的假戏被举报而戳穿后，局领导班子被诫勉谈话、局长大会检查、所长警告处分、涉事人员书面检查，号称“严肃处理”，其实不伤筋骨。局长承认“把所有的非正常户集中到一个死者身上的做法确实不妥”——深刻检查都做完了，认识上不过是“不妥”，可见大家对官德标准的要求之低。制度的执行往往受制于文化因素，官场造假文化很大程度取决于官场中人们普遍认同的某些规则，只有想办法消灭规则，某些官场文化才有可能消失。而所谓“办法”，除了社会横向监督参与权力制衡，别无他途。所谓培训、教育，很大程度不过是糊弄百姓。 马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