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棉衣服是不够厚的，我要去上学，从家里走到学校大概要走20分钟。那个时候虽然有棉衣穿，但是外面的气温太低了，还是很冷的。当时的棉衣，尽管里面都是棉花，但是很容易冻透。首先棉花不像现在羽绒服这么保暖，其次棉花还要薄一点，不能做得太厚，因为太厚了棉花也不够。就这么点棉花，一个人的棉衣棉花用多了，别人的棉衣怎么办？还得匀着来，所以穿着这样的棉衣一出门很快就挡不住寒冷了。风很大，穿得又单薄，走在路上就很冷。我母亲就会早早起来给我热一碗米酒，让我喝完米酒再上学，这样心里和身上就会有热乎乎的那种感觉。

我母亲已经想方设法地照顾我和我姐了，这已经是我们村庄上照顾孩子最好的家庭了。但是家里面实在是太贫困了，看看现在挂在我办公室的那张照片就能知道那个时候生活条件是多么艰苦了。那是一座十分破旧的房子了，当时家里很穷，穷得连房子倒了都没有钱去修，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我从小就知道生活的艰辛和不容易，需要坚强和付出努力，这种个性其实是来自我的母亲。尽管我妈很爱我，但却从来没有宠过我。也许她太能够理解生活的艰难了，所以从小就训练我面对生活的勇气。我从小就在农田里干活，插秧、割稻、撒猪粪，样样都干，从来没有过被娇宠的感觉。我父母下地干活，我就在家炒菜、做饭、洗衣服，到现在我还有自己做饭洗衣服的习惯。每天放学回家，我就忙着割草、喂猪、放羊，一年里的几头猪几只羊，是全家能够换点钱过年的唯一保证。有一年冬天下了雪，家里没有草喂猪喂羊，我妈让我拎着篮子在野地里，把雪分开，把雪底下的草一棵棵割起来，割了整整一天。这一天成了我童年里最艰苦也是最美好的记忆之一。

在我的记忆中，我母亲也几乎没有打过我。她根本不需要打我，只要看我两眼，我就知道自己必须加倍努力，否则后果会很严重。所以我的勤奋很大程度上是被我妈逼出来的，如果没有我妈，我肯定到不了今天这样。我妈唯一打我的一次是因为一双凉鞋。农村孩子从小赤脚，很少穿鞋。大概在我8岁的时候，我妈用她攒了很久的几块钱，一狠心给我买了一双崭新的凉鞋。我穿上后那个高兴，一路就向小朋友们炫耀，然后就和他们一起到一条河里游泳，游完泳就赤着脚回家了。我就忘了凉鞋的事，回家后我妈一眼就看到没有凉鞋了，马上和我一起去河边找，哪里还有凉鞋的影子。我妈那个气啊，把我一顿臭打，把一根竹竿都打断了。刚打完，别人就把捡到的凉鞋送来了。晚上我疼得屁股都坐不下去，我妈又抱着我哭了一夜。

我后来能够上大学，成为老师，也是因为我妈。从小就听我妈说在农村一辈子太苦了，如果能够当个先生最好。先生在农村人的嘴里就是老师的意思，所以我从小被我妈念叨得对老师充满了憧憬，因此不管怎样被老师折腾，都认为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还好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尽管上学成绩不好，但不厌学。等到高中毕业时的1978年，中国迎来了全国第一次高考统考，结果我根本就不可能考上，英语才考了33分。回到农村种地，我死心了我妈不死心，听说家乡的一所初中缺英语老师，拼命到校长家走关系，说我高考考的就是英语，英语水平很好，硬是把我给塞进学校去当了代课老师。那一年我16岁，英语勉强能够背完26个字母，哪里能够教学生？但农村的初一，似乎怎么教都行，学生还很喜欢我。从那里开始，我决定第二次参加高考，结果又落榜了。决定考第三次，也是我妈起了重要作用。我本来都打算放弃高考了，但我妈听说县政府正在办一个外语高考补习班，就拼命在城里请人帮忙让我进去。她一农村妇女，在城里哪有什么关系啊，可她硬是找到了补习班的班主任老师，把老师感动得不得不收下了我。从城里回来的那天晚上，下着大暴雨，我妈回家的路上，摔在沟里好几次。我在家里等着我妈，一看到我妈变成那样，立刻就明白了这一次只有一条路了。

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宽厚，学到了退一步海阔天高的态度；我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坚忍不拔，决不放弃的精神。我父母成就了我的个性，我的个性融入父母的优点，也把他们的个性矛盾地结合到了我一个人身上。今天我做事的风格和为人处世的态度，几乎每一点都能够从我父母身上找到根源。

“和”是人生的境界和智慧

我从北大辞职后，首先想到的仍然是曾经的合作伙伴，我还是选择与东方大学合作。东方大学当时是一个没有自己校舍的民办学校，是人民大学几个退休的老教授合伙创办的一所学校。学校也没有太多的实质性业务，只是招收了一些自学考试之类的学生。这等于说在1993年以前我并没有创办新东方学校，而是借用了这所民办大学的名称，叫作“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

我坦诚地跟他们说“我要跟你们合作”，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取得办学执照，无法独自招生。我对他们说：“我来给你们办一个外语培训部吧。”他们听了我的想法之后，都觉得我这个人挺实在的，我的想法也十分可行，他们也很重视我的这个提议。这些老教授们也觉得，如果外语培训班办得成功，学校也能额外增加些收入，可以弥补学校的开支，对学校的建设也是有利无弊的，因此，我们很快达成合作协议。

合作办学，我对东方大学承诺的是“总收入的25%归学校”。从经营管理的角度来看，我在当时付出的合作回报的比例其实是非常高的。我在这里稍微一算大家就会明白，如果说外语培训部做得好的话，各项成本和费用能够控制在50%~60%，剩下的毛利润也就是40%~50%。我提出总收入的25%归学校，基本上已经把大部分利润分给东方大学了，我的实际利润其实已经很低了。尽管这样，我还是认为这样做非常值得，这种合作就等于是为我的培训班提供了一个合法的身份。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这也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当时的社会办学机构还比较少，国家也控制得比较严格。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地位，很难说不被取缔或者受经济处罚。比如，出去贴招生广告，很有可能今天刚贴上，第二天就收到处罚通知，我在北大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我曾经和北大的另外一个老师合作过一段时间，这个老师找了一所民办学校盖了招生的章。我们认为有了这个合法的手续之后就不会有麻烦了，我和他一起招生，当时的招生点就设在我在北大的宿舍楼的下面。但是北大还是认为我们属于非法经营，我和这位老师的这次合作也就这么结束了。所以，寻找一个合法的挂靠单位合作办外语培训班成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与东方大学的合作办学是我离开北大后的一个起点，也是我办培训的一个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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