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做也是为了早日把培训班办起来，有些人做事只图眼前利益，不会为长远打算。眼前可以看到的利益总给人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但短视心理却常常使人失去本应该能够得到的东西。也许有的人认为自己的行为要注重现实，而实际上是自己将未来的发展和成功的机遇白白浪费掉了。我付出了总收入的25%给东方大学，自己的利润实际上已经少得可怜，但我突破了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让我的培训班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怎么说也是一个比较实际、立足长远的决定吧。

到了1993年的时候，我有了独立办学的想法。这几位老教授觉得我办事挺稳妥的，而且他们每年都能得到很大一笔钱，能分到几万块钱，这个数目在当时的确是很大的一个数目。我一流露出走的意思，这些老教授们就舍不得我了。当时我也没有明确表达说我要走，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第一个目标还是赚到足够的钱，换成美元，出去读书。当时人民币跟美元的比价跟今天刚好一样，就是一比六到六点几。从1991年开始一比六慢慢涨到了一比八、一比九，这两年又重新估值，又往回调。但是当时美国的学费比现在要便宜多了，大概是两万美元就可以读一年，现在差不多要四万美元了，实际上就是美元在贬值，学费在上升。当时我的目标就是赚够十几万人民币，换成两到三万美元，自费出去读书。

我在1991年的时候收到了大概八个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是只有一个大学给了我一个半份奖学金，就是这个学校可以给我提供一万美元，可是我还差一万美元。这样的话，我就要想办法自行筹钱。我就想既然有这么多大学愿意录取我，我明年再申请的话，还是会有这么多大学录取我的，我可以推迟一年再去美国。

所以，我就想干脆再赚一年钱。但是，到了1992年，我的培训事业在一定意义上爆发性地增长了。当时还不叫新东方，就叫“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在北京的学生中间名声已经很大了。因为我的上课风格，还有我培养出来的另外几个老师的上课风格，都是特别地生动、活泼、幽默、励志，熟练得不得了，所以我的名声就出来了。

到了1992年，我老婆也从中央音乐学院辞职了，因为我们都发现这个培训事业是可持续发展的。当时我想离开北大时，其实我老婆也是反对的，因为北大的工作毕竟是“铁饭碗”，她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创业的能力、有没有管理的本事。

我记得当时我开第一个班的时候买了十盒磁带，因为没有英文磁带，就没有办法上课。我教的托福课程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听力，我得给学生放录音，然后再给他们讲解。当时买了十盒磁带，我记得花了60元，我老婆从王府井和我一直吵到家里，因为她觉得半个月的工资没有了。她一次次地问我“你买这么多磁带有什么用呢？”直到我开起了第一个培训班把钱收回来了，我老婆才定心了，觉得我的选择或许是对的。

当我跟老婆说我要辞职时，也是在举棋不定之间，当时还尝试着用北大老师的身份到外面去开班，还是用北大老师这个背景的。所以我老婆总觉得有北大这个“铁招牌”放在那儿呢，也应该很有前途，没必要这么放弃，我们反反复复地争论了许多次。

女人的温柔和男人的能力是完全成正比的。男人能力强了以后，女人一定温柔；男人能力弱了以后，她就一定会变得强悍。所以，我跟我老婆是先有生涩的恋爱，再有强悍的婚姻，最后才有温柔的家庭。她当时还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我是1991年从北大出来的，她大概比我晚了一年才从中央音乐学院辞职。

我老婆从音乐学院出来后，她就开始管报名、招生、收钱、财务记账等，因为当时教育局每年都要看一下我这个培训学校的账目。尽管有时记不完整，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专业的会计了，我老婆就把这些工作承担起来了。

1993年年初，看到我这边干得越来越红火，东方大学的这些老教授们就商量说，“是不是我们这个东方大学里面应该让小俞来入点股份……他挺能干的，免得他跑了。”这几个老头老太太商量以后，又觉得舍不得了，又跟我说“我们还是继续保持原来的合作模式吧”。这个时候，我的心思开始产生了一些变化，我原来是想出国的，现在来看我就得重新衡量了。第一，招收的班级规模在不断扩大；第二，现金收入在不断增多。人是经不起金钱的诱惑的，尤其是在没钱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培训事业不能这样放弃。如果我最终还是出国，就用“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的招牌再干一年再走。但是当时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我干得越大，他们分成越多，我做得越没有底气，因为品牌做得越大越不是自己的了。东方大学随时都可以收回，当然这些老头老太太为人都很好，老教授了嘛，他们不会说“小俞，我们要收回来了”。但是我总觉得如果再做下去的话，如果我暂时打算不去美国的话，那么更应该自己创业了，不能再把命运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了。

如果他们决定给我东方大学30%的股份，我也许就坚持着合作下去了，因为我知道等到他们都退休了，尽管他们持有股份，但是这个学校还是由我来管理的。因为我看了一下，他们手下没有接班人，所以如果要有接班人的话，唯一的接班人就应该是我。

在1993年年初的时候，他们最终决定了这个股份不能给我，他们原来是商量着说“干脆东方大学让小俞去接了吧”，但是东方大学毕竟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他们还是舍不得。

他们商量的最后结果是还照原来的样子做就算了，说这样不是和平共处、长久合作嘛。我们每年分点儿成，你就是爱怎么干就怎么干，要盖章的时候，我们就给你盖。但是这种合作，到了1993年已经不是我想要的模式了，因为我想要更加长久地干下去。当时没有想到要干18年，只是想着我再干个三五年还是可以的，但是我每年把总收入的25%分给他们，就觉得不合算了。因为他们除了给我盖一个章，别的支持就什么都没有了。盖这个章表明我做这个事情是合法的，那么我就想如果我到教育局去领一个办学执照的话，我本身不也是合法的了吗？合法以后，这25%的支出就能省下来了。那个时候也很心疼这块支出，你要知道，好不容易赚到的钱，结果还被分掉了一部分，感觉很难受。但是和东方大学1991年、1992年到1993年，两年半的合作，还是奠定了我管理的基础和办培训班的经验。到1993年的时候，一学年已经有上万学生了，同期也有两三千个学生在新东方学习。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