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新东方刻不容缓，这是我自己的主意。当时觉得收入增长很快，培训班发展得也很迅速，因此打算把出国的计划先往后推迟一下。当时并没有取消要出国的念头，只是打算推迟一段时间再说，这是我1993年的想法。

再有我觉得要推迟的原因，就是一定要为自己工作了，和东方大学合作，干得再大也是别人的。被人无形中分走这么一大块蛋糕，总觉得太不合算了。就这样，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开始做独立出来的准备工作了。中关村二小的校长跟我的关系不错，就见了几次面。大概校长觉得我这个人挺好，就租给了我一间小教室。我就在中关村二小这儿弄了一个报名点，就这样我的新东方开始正式走上前台了。当时中关村二小的一个老会计刚好退休了，而且还帮忙联系租教室，这个老会计人很好，他退休以后就来新东方做会计了。

我对东方大学的感情很深厚，因此对东方大学也很难割舍。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我舍不得“东方”这两个字，但是我不能叫东方学校，否则的话太冒犯东方大学了。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把“东方”两个字放进去，才能起到培训办学延续的效果。想了很多名字，比如：神话东方，这个东方，那个东方的，但是总觉得不对头，少了一点内涵，也体现不出和“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的这种延承关系。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一个北大朋友，当时在北京大学一个高科技公司工作，这个公司简称北高。这个朋友也从北大辞职了，自己办了个公司，叫新北高。我一看，这个“新”字加得巧妙，有继承、有发展、有新意，我也加一个“新”字不就两全其美了嘛。所以就这样叫成了新东方，1993年11月，新东方学校正式成立了。

我要出去独自办学，而且我预先跟东方大学的老教授们打好了招呼，告诉他们我的培训学校叫新东方。他们虽然觉得我离开东方大学很遗憾，也很可惜，但是也知道留不住我了，对新东方这个名字他们也很支持。

我离开之后，他们的这一部分收入就断了，因为我肯定不会再给他们支付管理费了。然而不久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社会上的几个办培训机构的人，听说“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的俞敏洪离开了，独自去办了一个新东方。当天就有人找东方大学学校的领导洽谈，想把“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转给他们经营，每年上交一定比例的管理费用。东方大学的几个老领导当时就同意要把这个培训项目转让出去，但是还没来得及签合同。

我知道这件事以后，第二天就跑去找这几位老领导。我说，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是我创建出来的，原来东方大学并没有外语培训部的。我这几年为你们做了很多贡献，我刚离开，你们就把我辛苦立起来的这个牌子卖给别人，这对我是不公平的。当然我也不能阻拦他们，我提了建议，对方给你们多少钱，我加倍，这个牌子三年之内不准转给任何人。东方大学说对方给我们三万块钱一年，我就承诺每年给六万，买断“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三年的使用权。我的想法是三年以后谁都不会知道“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在哪儿了，因为三年以后“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肯定消失得没有一点痕迹了。

万事和为贵，几年的社会历练还是磨炼了我的性格，与东方大学的这次洽谈，也为新东方的顺利成长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虽然经济上付出了一些，但是我与东方大学的关系更加融洽了。一个人的心中，如果装不下一个“和”字，他的生活就会如同在刀锋上行走一样。“和”不仅是一种雅量和胸怀，更是人生的境界和智慧，与人和气，别人才能与己和气，天下一团和气的时候，什么事情办不成呢？若是放任当时的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转手事宜，或是和东方大学辩个谁是谁非，哪有接下来的快速发展呢？

即使买断了三年的使用权，我还是不用东方大学的牌子做招生宣传，把这个牌子往抽屉里一锁，谁都不去动，三年以后自然就无人问津了，这一点我是想得很清楚的。这不是聪明，做生意的人都会这么想。否则的话，这个牌子被别人拿到，在社会上打招生广告，至少可以混淆人们的视听一到两年，那个时候确实有很多人就是冲着这个牌子报名的。等到报名结束，交了学费，一上课发现不是俞敏洪的课也就晚了，而且也会牵连我这一块的招生，声誉也会受到影响。

我创办新东方，一切从零做起，包括扩大生源。好在我当时已经有些群众基础了，在校学生也有两千多个，我就告诉他们，“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从今天开始改成“新东方学校”，大家口耳相传，渐渐就都知道了。

我把这个牌子买断以后，我又继续用了半年的时间，打“新东方学校”招生广告的时候，后面备注括号“原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这么一来，报名的学生就知道新东方学校也就是原来的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也知道这是俞敏洪的课。等到时机成熟，我就把括号里的备注内容也取消了，直接就叫新东方，这个时候新东方的名气已经名满京城了，不再需要借助东方大学的招牌了。

养成持之以恒的习惯

刚开始创业时，招生面临很多困难。当时我就想必须让学生们知道“东方大学的外语培训部”是我办的，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新东方现在的声誉，怎么才能让更多的学生接受我，认可我的培训班呢？如果学生们能来听我的课，我是十分有把握让他们认为我是不错的，而且会喜欢上我的讲课。怎么让人知道呢？想来想去，我就开始四处贴广告，但是这些广告的效果不大好。

我基本上是上午和晚上出去贴广告，下午都在中关村小学传达室门外的小桌子边守着，跟学生们说得口干舌燥，有时候需要从早晨讲解到晚上，效果却十分差。看到一天的努力换来的成绩却异常少，我心里有一点儿觉得委屈，但是那个时候我确实没有退路了。

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第一，我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可以自谋生路。第二，我肯定不会再为别的学校教书了，因为无论在哪个学校教书，都要受他们管理，还是一样的不自由。第三，我要为自己教书，自己管理自己，这样我就得有自己的学生。

所以我就会琢磨，有时候心里就很委屈，还会回想起在北大的日子，有的时候也有点后悔的感觉。也许大家就奇怪了，这是为什么呢？有什么后悔的呢？

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如果我没辞职，还是在北大教书，那么在北大该多舒服呀。有上级组织，有领导，有自己的办公桌，还有一个八平方米的宿舍，尽管小点，但是跟老婆住在一起，这八平方米的房子也感觉挺温馨的。吃完晚饭在未名湖边散散步，约几个老同学在楼房下面打打羽毛球，跑跑步，晚上看看小说，偶尔还能聚在一起喝点酒。课基本上是不用备的，因为上过一学期之后，第二学期教的都是一样的内容，连着这么几年下来，已经驾轻就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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