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去河南兰考游玩，因相距不远，从兰考焦裕禄纪念馆出来，就驱车去了开封包公祠。焦裕禄与包拯，这是两个相距900年的历史人物，不论民间还是官方一直都在纪念，而且人气都很兴旺，一个是游人如织，一个是香火鼎盛。我在想，为什么这两位先贤有那么高的威望，他们两个有什么相似之处？

想来想去，我觉得他们主要有四点相似。首先，他们都是德高望重的好人。人可以不做官，但不能不做人，要做好官，须先做好人。做好人，就要在家里当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在单位当好同事、好部下、好领导；到社会上当好公民、好游客、好观众。好人的最基本标准就是人品好，德行高，与人为善，乐于助人，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包拯一向乐善好施，厚待相邻，他还是大孝子，因父母身体虚弱，他辞官回乡，10年尽孝，被传为一时美谈。焦裕禄则境界更高，在家孝敬老人，在外扶危济困，冒着风雪给孤寡老人送去米面，想方设法救活农民因重病而放弃的孩子，把好人与好官融为一体。

他们都是廉洁自律的清官。包拯诗曰：“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遗来者羞。”这不仅是他一生中唯一流传下来的一首诗，也是他为官做人的行为准则，鞭策自己的座右铭。他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清正廉洁，严于操守，被人称为“包青天”，当时流传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赞誉。 焦裕禄也是清白如水，不贪不占，在生活待遇上，子女安排上，都不搞特殊化，不走后门，他的儿子一次看电影没买票，他不仅及时补了票款，而且专门做了严禁不正之风的《十条规定》。在干部安排使用上，他秉公行事，赏罚严明，带出一支作风正、干劲大、有朝气的干部队伍。

他们都是造福乡梓的能吏。包拯在任上，平反冤狱，革除时弊，裁减冗员，开源节流；减轻徭役，治理水患，改“科率”为“和市”，降低百姓负担；打击流氓地痞，集中整治东京治安，使首都真正成为“首善之地”，因而深受百姓拥戴。焦裕禄为治“三害”，立志“拼上老命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不辞辛苦，殚精竭虑，固风沙，战盐碱，种泡桐，为改变兰考落后面貌开辟了新路，奠定了基础。他在日记本上写道：“要像松柏一样，无论在烈日炎炎的夏天，还是在冰天雪飘的严冬，永不凋谢，永不变色；还要像杨柳一样，栽在哪里活在哪里，根深叶茂，茁壮旺盛；要像泡桐那样，抓紧时间，迅速成长，尽快地为人民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他们都是流传千古的英杰。包公祠大门的对联写道：“春秋有序人民不亏时彦；宇宙无涯伟业尚待后贤。”这是称颂包拯的，同样也适合于焦裕禄，无论何年何代，何党何派，好人、好官都是受人敬重、被人纪念的。宋人欧阳修说过，圣贤者“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鲁迅也说过：“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里，那就真的死掉了。”包拯身后，其事迹被人改编为小说、戏剧，令其清官形象及故事家喻户晓，历久不衰。焦裕禄更是一个虽死犹生，永远活在人民心里的伟大楷模，其精神、形象，将逾远而弥存，历经时日而愈加光芒四射。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先贤包拯高风亮节，永远值得纪念景仰；焦裕禄则是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最好的一面镜子，以焦裕禄为镜子，照一照我们对群众的感情有多深，艰苦奋斗精神有多强，实事求是作风差距有多大，会使我们不敢懈怠，不甘平庸，不虚年华，奋发进取，建功立业。 陈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