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 笛

卧室的窗户紧挨着一条马路。白天的车声喧哗，多数时候我是听不见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一般会在上班或者外出的路上，即使窝在家里，我的注意力也基本上不在窗户外面的这条马路上。况且，站在七楼的窗台，我更愿意把目光往马路对面的红山公园里，那一片高高低低的树梢上望去。我知道，一个汹涌澎湃的季节，已经在那些秘密的时光里出发，或者已悄然抵达。

此刻，春天的暖阳，温热地照在我的背上，仿佛过去那些无数个春天里的悲伤，全都化作了幸福的暖流。我一个人，背对着一个春天的阳光，在她的温热和明媚里，默想着一些遥远年代里的陈旧往事。我想，在一切温热的抚慰里，都容易让人陷入到那些久远的回忆，那些隐蔽在过往里的阴冷、潮湿，积满了灰尘抑或无法修补的记忆，在这一刻，被慢慢地融化了。

有时，你甚至无法阻止这些身体里悄然发生的变化。其实，何止是你身体里的变化呢，你的丰盈抑或凋残的生命影像里，春天，才是你真正复苏的开始。就像没有哪一个春天会拒绝大地的苏醒一样，没有哪一个寂寞的灵魂，会拒绝这些春天里温热的阳光。

我说的是夜晚，一些幽闭的灯光里，无法被开启的另一扇窗户呢。每天晚上，我从红山公园里锻炼完身体，都会穿着一件迷彩背心，汗津津地从山上下来，在明亮的夜晚和呼啸着一掠而过的车辆缝隙里，穿过一条马路，兴犹未尽地朝我居住的小区走来。我像一个多年前就在这里居住的人一样，熟门熟路，打开自己的房门，并轻轻地关上。洗完澡换好睡衣，我会一边拨拉着潮湿的头发，一边走到窗前，看一条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水马龙”。夜色还不曾深深地掩下来，迷离的灯火，就已经蔓延了街道。再仔细看那些或行色匆匆，或悠闲散步的人们，不知怎么，心里便有了一种隔岸观火的感觉了。

想起我刚搬来不久发生的一件事，突然就觉得有点儿好玩了。那是我刚搬进小区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吧，进进出出，我没有熟悉和认识的人，也就用不着打招呼，自以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有一天中午，我胳膊上挽着外套，兴冲冲地往楼上走的时候，在三楼，还是二楼的台阶上，一个穿着红毛衣的老太太正在和她的对门聊天。我就要从她的身边经过的时候，那红毛衣的老太太，用一口纯正的新疆话问我：“哎，你等一哈（下）子，你在几楼住哈（下）的撒！”

其时，我的脚步已经从这位老人家的身边迈过去了，惯性也使我不愿意一下子就停下了脚步。另外，我也不能断定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就是这个老太太对着我说的，我还以为这是她和对门的另一个老太太的对话呢。紧接着，那个不依不饶的红毛衣老太太，跳起了脚尖，仰着脖子说，几乎冲着我喊了起来：“哎，问你的呐，你在几楼住哈（下）的？我是楼长！”

我急忙调转了身子，口不择言地（当然也是居高临下地）回答她：“怎么了！”语气里充满了愤怒和不满。明显感受到这种审问式的盘问，让我有一种受辱时的应急反应。我没有回答老太太的问题，也没有让自己的脚步停下来，径直往楼上走着。那老太太急了，嘴里念叨着说：“看你还歪（厉害）得不行，看见陌生问一哈（下）子又咋啦吗？”

我没有理会楼下老太太的自言自语。并且，为了表示自己的愤怒和不满，故意把脚底下的楼梯踩得更响了，甚至最后，我多少带着几分快意打开了自己的房门。在那一刻，我有过一个“陌生人”的屈辱，也有了一种对这种“屈辱”置之不理的畅快和豁然。心里面埋怨着，怎么会遇到这样多管闲事的老太太呢？

事情过去了好几天，我在下楼去红山公园锻炼身体的时候，又一次“意外”地遇见了这位身穿红毛衣的老太太。此时，她正弯腰从小区的一个垃圾箱里，吃力地往外掏着什么，另一只手上，是一只被压扁了的纸箱子。她艰难地从垃圾箱里翻找了半天，等到我走进她的身边时，她一脸漠然地抬起头来，似乎并不曾和这个陌生的“大胡子”发生过不愉快的“质问”。我在想，老太太是不是已经忘记了几天前，发生在楼梯间的那次不愉快。或许人家压根儿就没有往心里去，是我自己在这里小肚鸡肠了吧。

我有些后悔自己那天在楼梯上的态度。仔细想想，一个尽职尽责的“楼长”，一位年迈的母亲，遇到了一个自己没有见过的陌生人，尤其是像我长得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的“大胡子”，问你一句不行吗？不应该吗？

自此以后，每一次上楼下楼，我都会特别留意二楼和三楼间的这个转弯处，特别希望能够遇见这位倚门而立的“楼长”，不要再用她问，我会告诉她，我住在几楼和几号房门。可是这多少天过去了，我再也没有遇见过穿着红毛衣的老太太。是她在有意躲着我，还是出来进去的时候，刚好都没有碰上过她？

我能够守着的，就是这个临街的窗口了。站在七楼之上，我的视野里有不变的风景，也有时光的匆匆掠过，阴晴不定，明暗交替，这些匆忙里变或不变的恒定法则，更是映照了人生的无常。这个季节里温情的阳光，连绵的春雨，风轻轻地抽打着远处的枝条，忽然一嗓子飘过来的歌声，又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那一刻，突然到来的安静和无动于衷，又将使得我忘记了这些时间的存在。

我能够做的，就是每一天早晨去拉开了窗帘，为自己，为这个沉睡的世界，打开一扇临街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