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了人才中心的章，我没有急着到教育局去办理执照，我觉得这个关系要慢慢地来处，所以经常有事儿没事儿去跑一趟，抽根烟，随便聊聊天。这一招也是自己体会出来的，因为农村出来的孩子都有一种天生的敏感性，或者说是实在性也好。因为我在农村长大，我们家亲戚很多，我们村上的村民也很多，家家户户都是来回串，最后串得很熟了就开始互相帮忙。和陌生人见面我肯定不会让他们讨厌我，因为我这个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倒是挺有人缘的，绝对不是一个惹人讨厌的人。既然他们不讨厌我，那么和他们见面见多了，自然双方会产生亲近感，再办事成功的概率就大了，这个事情实际上就照着我预想的方向往那边走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非常有耐心的，这种人际交往的方式大都来自于家庭。农民的这种小聪明，虽然见效慢，但是十分有用。

最后培训学校的执照很顺利地办了出来，新东方终于有了自己的番号，再也不是“土八路”、“游击队”了。名正言顺，新东方的根基终于坚实地立在了社会民办教学的基础上。看着日益壮大的新东方，我真是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

1993年我除了上课之外，又要做好学校的日常管理，还要搞好社会关系，同时还要兼顾市场竞争，发条上得很紧，不过心情比现在好像还要轻松点。我那个时候的工作时间也比现在长，早晨六七点钟就起来，晚上一两点钟才睡觉，因为得备课。每天就睡四五个小时，身体却一直非常健康，完全没事儿，主要原因是那个时候心理上非常轻松。因为那个时候我和身边的人相处得十分愉快，每天上完课，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喝酒，我这个人又喜欢和许多人在一起工作、生活，所以工作量虽然大，但是很充实。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只要在不违法的前提之下，你人情越到位，事情越好办。那么如果明白了这点呢，就是这个人情是不能丢的，别的都能丢。当然了，前提是不违法，这个是我一直遵守的准则。

每个人在社会上都不是孤立的，周围都有许多和自己共同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人，要想学习顺利、事业成功、生活幸福，每个人都得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注重和各方面搞好关系了，不但和自己的员工经常在一起同乐，而且还和其他一些机构或个人保持着良好的人际往来。人情到位实际上也促进了新东方的成功。1991年我从北大出来，到1993年，教育局支持我了，公安局支持我了，街道居委会的老太太也支持我了。第一次我贴广告不知道贴在什么地方，就贴在那个电线杆上，上面是性病广告，下面是新东方招生广告，结果第二天就有人拿着罚款单跑到我这来了，一定要罚我的款。街道居委会负责管这个事情，我只能拿着小刀到那个柱子上，一张一张地把那个广告全部重新刮掉，求那个老太太别罚我的款。最后我就请那些老太太到我这儿来坐坐，坐了几次就和老太太们很热乎了，她们就会倒过来热情地帮助我了。

我不需要跟老太太们聊什么，只要是对她们表示尊敬就行。另外呢，我请的几个工作人员都是下岗工作人员，也是中老年人。下岗工人当时都是40岁左右，我一下就请了四五个下岗工人在我这儿工作。这些人和那些街道居委会的老太太们打交道时就比我容易多了。我对于她们就像一个小兄弟一样，当时我才30岁出头，后来请她们吃吃饭，聊聊天，最后双方都相处得很开心。

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打江山

从1993年我正式创办了新东方以后，经过1994年的稳定发展，就有了明显的起色，从教学到管理一直都比较顺利，1995年学校的整个运营更加流畅。

学校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虽不能说是成倍的增长吧，但是整个过程是激增的，几乎没遇到什么业务上的障碍。学生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他们对教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新东方也面临着与时俱进的情形。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学生观念的日益更新，对新东方学校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单单靠我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要想长期保持新东方良好的经营状态是不能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的。不过一直以来我都在超负荷工作，确实感到有点累，而且有些力不从心。新东方一直在进行外语教学的尝试，我的眼光不仅仅局限在培训几个学生，收点学费养活这个学校而已。尽管一直是我一个人在这里拼命地搞教学，拼命地办学校，但是我深信一个人总有他自身的局限性，很难干出壮观的事业。这个时候我就希望有志同道合的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把新东方做大做强，我就开始琢磨请一些能人进来。

离开北大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一个独行侠，培训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是我一个人打理，我老婆加入那也是后来的事。一个人默默工作就有点孤单，我这个人又是一种喜欢与人同乐的天性，喜欢和一帮人一起高高兴兴、有说有笑地工作。到了新东方稳定发展的时候了，我就觉得有必要请一些人为新东方带来一些新的思路。

当然在国内有大量的老师帮助我进行教学，这些老师水平很高，但也有局限，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出过国，其中一些人自己也抱着想出国的愿望。由于没有出过国，他们往往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并不很深刻，而外语教学应该是把东西方文化完美结合起来的教学。如何才能采取适合中国人的方式达到让学生真正理解西方文化、西方语言呢？我认为把国外的一些人才挖回来，能够真正起到一种东西文化交流、思想融会贯通的作用，对于学生的发展甚至文化的发展都会有重大的影响。这就是我真正的目的。

到了1995年我看了一下自己的银行账单，虽然存下的钱并不多，但是，银行账户上应该已经有二三十万人民币了，这已经是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数额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有能力去一次美国了，这次去的目的就是旅游，也可以说是看看多年以前梦想着要去的国度。

有意思的是，我在八几年的时候，大概是在1987年或者1988年的时候，在北京参加了一个中美高等教育研讨会。当时美国高等教育协会的副主席来北京参加这个研讨会的时候，我是他的同声翻译。我形影不离地跟了他三天，吃喝拉撒睡都跟着他，他就超级地欣赏我，所以在他回到了美国以后，还给我写过信，我也给他回过信，有那么几年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到了1995年的时候，这个会议已经过去了八年了，这八年的时间里其中有五年的时间我们的联系中断了。现在我想去美国看看，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封邀请信，我就想到了他。我和这位高等教育协会的副主席又联系上了，我给他写了封信，我说我想到美国去，需要一封邀请信。结果他一个星期就把邀请信给我寄过来了，邀请我去美国高等教育协会参观、学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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