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每个月大家都能领一笔钱回去，现在每个月除了领点工资以外，要到年底才能够考虑有没有分红的可能性。所以大家一下就发现自己干的事情自己做不了主了，变成了公司之后都不知道从何干起了。一下子每个人都很失落，干劲一失落以后，就发现正常经营上好像也得不到保证了。因为刚成立公司，谁都不知道公司怎么运作，而且公司也没有直接的收入随时补充进来。虽然新东方现在改造了，但他们觉得好像上我的当了，表面上我在推动改革，实际上用股份把他们架空，然后把钱都装进自己口袋里了……

当时学校和公司确实是完全分离的两张皮，学校的法人代表是我，公司的创办人还是我。所以他们认为我用这样一个手段把学校全部留在了自己的手中，另外又办了一个名义上的公司。这个公司里面什么都没有，最后大家心里就特别不踏实。

当时就出现了一些小股东联盟的状态，这些小股东联合起来以后跟我进行不间断的斗争。但是他们进行斗争的目的也没有明确的要求，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也不知道如何给他们需要的东西。当时公司还不能完全装进那个学校，因为它要进行变更得需要一个过程，国家规定学校本身是不能股份化的，所以这个公司当时确实存在一种空壳的现象。

那个时候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目标就在前面，大家也清楚要达到这个目标，但是脚底下确实不知道应该怎么走，最后就是一路上磕磕绊绊地闯过来了。

当时国家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还没出来，社会上也没有这方面的咨询，更没有这方面的指导，没有人和你在那儿探讨。所以就出现政策上的方向问题绞在一起，人事问题绞在一起，盘根错节的，最后就出问题了。到最后大家就变成了互相之间总是不满意，总是争吵不休，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由最初互相之间的不信任最后达到了某种意义上带着人身攻击的意味了。

事件发展、持续的整个过程，卢跃刚一直作为旁观者在边上亲眼目睹着。卢跃刚在这里面起了一个重大的平衡作用，从他2000年进入新东方开始，就一直见证着新东方的成长、壮大。当时想让他写一部赞扬新东方奋斗精神的书，没想到一进来我们就开始吵架，卢跃刚一看我们吵架就来劲了，恰好这种现象也是他最关注、最想深入研究的。他说我要看看你们怎么吵，最后能吵到什么程度和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间，卢跃刚确实是起到了一个调解、缓和的作用。因为我们吵架的时候，卢跃刚都坐在边上耐心地看着我们，大家都公认卢跃刚是共同的利益圈子外的知心朋友。那么大家也都知道，有他这样的一个人在边上审视着我们的一言一行，所以走极端的争吵倾向相对来说缓和了一点。但是依然经常有小吵，吵到最后，大家就觉得股份不值钱，认为我是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把他们给套进去了，当时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想法。

其实，我的心中就是真诚地希望大家一起合作，把这个事情干得更好一些。但是这个道理互相是讲不通的，讲不通后来就没有办法了。最后我就无奈地说，把我的股份通通地送给你们，我不做了，就是说我也不要钱了，把我持有的股份全部平分给你们，我离开新东方。我说我可以到上海或者到广州，自己再去开办一个学校，我可以不叫新东方，和新东方斩断一切联系，从零做起。

他们就商量了我的这个提议，商量以后回来告诉我说，老俞，你的股份我们谁都不敢拿。因为拿完了我们肯定互相还得吵，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新东方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我看到他们对股份的顾虑还是无法释疑，他们还是认为这个股份不值钱。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消除他们的顾虑，我分析了一下情况，觉得如果将股份和现金挂上钩也许就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就说：“这样吧，你们把股份都卖给我，我按每1%兑现100万元现金的价格向你们购买。”

当时他们是上午9点钟开的会，我的限定时间是下午5点整，5点以前凡是愿意把股份卖给我的，我都支付现金。不过，当时我的手里也没有这么多的现金，我就向周围的几个有钱的朋友借，结果这些朋友都同意借给我周转。

现实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我真的买入10%的股份的话，就等于是掏出1000万的现金，这个数目在当时是十分巨大的一笔钱。当时新东方的注册资金就是1000万，等于是我再用一个亿买回来。注册资金基本是我拿的，虽然他们后来也拿了一点钱，但是数额很小。等到后来大家都争吵得不可开交了，我说我把你们的股份都买回来吧。那么等于说为这个公司定了一个价，也是为股份定了一个价，1%对应着100万。这个价格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个环节做实的。一旦我开出了这个条件，这个价就成了，就意味着拿到的股份不再是空壳，就意味着以后任何时候，每1%的股份想卖都能卖到100万。

后来整个学校的净资产已经是一两个亿了，如果我把股份购买下来的话，这个学校的净资产就等于是我留下来了嘛。我再挂靠到公司里面去，等于说这个公司的一亿股的价值就做实了。

同时我也说明了，我就等到晚上5点整，5点以后你们想卖给我我都不会再买的。所以他们又去考虑，那一天，我们中的另外几个股东觉得还是在一起干比较好，这样子大家都很开心，因为觉得这个股份挺值钱的嘛。我们几个中午还跑到大觉寺喝茶去了，好几个人聚在一起，大概是五六个人一起吧。因为总共有11个股东，当时就我们五六个人在一起喝的茶，其他的股东也都知道。他们也清楚今天晚上5点钟以前把股份卖给俞敏洪，1%就是100万的现金。

喝茶聊天，喝到4点半的时候，我问他们到底卖不卖？结果他们说：“我们不卖，我们也不要你的股份，我们也不卖给你。”那我说我们这样下去不行呀，没有个结果下一步怎么做？他们说：“既然股份有了一个定价了，我们就再慢慢琢磨到底怎么做吧。”

不过，他们又说：“通过这个事情的前前后后，我们知道你是没有领导能力的，所以，还是让我们中的某个人来领导吧。”这就等于说，除了我还在董事会之内，其他的很多方面就受限制了。因为我是大股东嘛，我还可以在董事会继续待着的，但是总裁办公会我就不需要参加了，没我的份了，校长办公会也没我的份了。他们开总裁办公会、校长办公会的时候，我是不能进去的，他们在里面研究事情，我等着执行办公会的各项决议就行了。后来连北京新东方学校的校长都不让当了，我就变成了北京新东方学校的一个国外考试部主任兼国外考试部老师，天天背着个破书包去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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