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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结果是，这本书出炉了，卢跃刚基本上如实地记录了新东方这一段时期争吵的历史，就是这样的。所以在我们没有彻底交恶这一点上，我还是很感激卢跃刚的，我觉得他潜移默化地挽救了新东方，没有让新东方的领导团队决裂。因为有一个来自外部的观察家坐在边上，大家就不敢太放纵自己的言行。那个时候我们吵得那么激烈，从中国的公司争论到世界的公司，从现代社会上溯到历史范畴，争吵的内容和领域也无限地增大。我们一吵架，都能吵到尼采、黑格尔、叔本华的理论上去，通过引用文学的、哲学的理论来指证对方的不对。都是各持己见，谁也没有绝对的优势能说服其他人，让别人的思想服从自己。

改革其实就是心态的改革

当王明夫对我们说：“我们不干了，你们这帮人不行，你们纠缠的这个争论，完全是没有头绪的。不按照商业规则办事，没有冷静的理性，不遵循商业原则，不遵循董事会规矩，天天讲哥们儿义气，讲朋友与朋友的情怀，充满怨恨，我没法弄，真的没法弄了。”说完就走了。

走了以后，大家又琢磨一下，认为这个项目没人咨询也不行，说我们还得另请高明。这次请的是普华永道，然后又来了一帮专家，进来以后也是信誓旦旦地说，你们新东方这种小事情太小了，我们肯定能帮你们搞定。

于是我们就跟他们定好了，150万人民币把咨询事宜做完，把新东方的结构组织全部理顺，人员全部正确到达各自的岗位。但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组织结构和人员理顺这个环节好弄，但是人的心态不一定能及时转得过来，改革其实就是心态的改革，不只是结构的改革这么简单就能实现的。

比如说中国社会的结构，你要改革，一夜之间就可以制定出改革的方案。真的实行了以后呢，人们的心态能不能转到那个结构上去，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的观念转不过来。普华永道来到新东方之后，也搭了一个类似的结构，然后就告诉我们这个结构怎么展开，怎么实行，结果谁也不愿意进入那个结构中间，然后我们又开始了无休无止的争吵。

连续争吵了三个月以后，普华永道说：“钱我们不要了，对不起，我们很遗憾，我们要离开了。”普华永道还说：“你们新东方肯定跳不出来这个死结了，凭着你们这一帮人，一点理性思考都没有，天天讲着情感，每天一闹就开始哭，哭完了以后就开始互相指责对方，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事实上，我们在争吵最严重的时候，经常四五个人在一起号啕大哭。因为大家谁都没有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了，相互间又难以割舍这份多年的情谊，就这么大哭发泄，特别好玩儿吧。

最后普华永道也跑掉了，这一下就完了，没有任何人帮着设计公司结构了。

慢慢地大家吵架也吵累了，每个人都待在自己的位置上，该当的班也当了，最后发现有的职位真不是人当的，也开始主动往下退了。董事会的章程也慢慢成形并落实到位了，最后大家也认可形成一致意见的重要性了，不管这个意见多么不理性，九个董事会成员，只要五个投赞成票就必须通过并执行。这个得票慢慢都清理出来了，董事会的正常工作渐渐有了起色。哪怕是最没有希望的事情，只要有一个勇敢者去坚持做，到最后就会拥有希望。

最后公司的结构是我和其他的领导人一起慢慢摸索着设计的。以我为头，慢慢摸索着，分几步把股份做实了，又把分红做实了，把学校和公司的关系也理顺了，一切都向着稳定和谐的方向发展了。

到了2004年，我又重新回到董事长和总裁的位置上。这个时候呢，大家已经失去了吵架的动力了，也失去了吵架的热情了。

我知道我注定还是会回到这个位置上的，是必须回去的。因为大家一开董事会，董事会的人就说，现在没人当总裁，也没人当董事长了，谁去当，肯定还是俞敏洪嘛。因为大家觉得还是老俞回来比较有把握，可以平息各方面的不满。

调整心态还得靠时间，时间一长相互之间的棱角慢慢都磨平了，就是等待挺漫长的。从2002年普华永道进来，我等到了2004年，在等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起交流，一起慢慢地认同一个全新的结构。这个结构也不是普华永道搭建的那个结构，因为普华永道搭的是一个非常激进的结构，大家还是接受不了，而我实行的是循序渐进的一个结构方式。

但是，由于有前期的王明夫和普华永道的介入，我们也算是了解了这里面的一些规则和程序。有了一点经验，而我也明白了很多，也不能说立刻就明白的。就是说在这两三年当中，我慢慢明白了一个商业化运作的公司的结构应该是怎么样的，这几年沉在下面教学的时间反倒是帮我弄明白了这个事儿。咨询对我们确实起到了引导作用，但是两个咨询公司最后都是不要钱就走了，普华永道好像拿走了50万。最后他们说都不要钱了，因为我们这些人他们实在受不了了，他们的建议我们也不采纳，最后他们都撤了。

不管怎样，新东方的股份制改造还是成功了，改造期间就已经有几个外部资金想要进入新东方了。

做任何事都要有把握有分寸

新东方的结构改造终于完成了，虽然前几年大家拿的钱不如股份改造前拿的多了，但是外面来的人对新东方的股份定价还是让大家看到了这个价值。当时新东方的内部人员基本什么都不懂，我们就决定吸引外面懂行的人进来，把股份出让一部分。我们找啊找，最后在2002年的时候，先是找到了一家养猪的上市公司。这个老总还挺懂企业经营的，从1头猪养到60万头猪。当时，我们新东方开的价格很低，内部定价是1%对应100万，10%就是1000万。新东方注册资本是1000万，等于新东方就值一亿人民币。我们还谈论说外面的人进来我们是不是要加点价，就加到了1600万，给他10%。那个老总还是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标准，他说“新东方名气很大，1600万占10%，我干了！”拎着现金就过来了。过来以后，他说这个钱给你们之前我要参加你们的董事会，看看你们董事会是怎么议事决策的。结果我们董事会从早上8点开到晚上12点半，讲的只有两个议题：人生和哲学。这个养猪企业的老总当时就懵了——新东方的董事会怎么是这么开的，这个钱给你们还不泡汤了！接着就拎着钱跑了。

后来到了2003年，有一个个人投资者又提出要投资新东方。我们说我们涨价了，不能那么便宜了，我们10%应该要2500万人民币了。人家说2500万人民币没问题啊，接着也来开了一个董事会，那个人也懂黑格尔和尼采，但是后来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讲亚里士多德？你们怎么把商业经营跟文学、感情纠葛、弗洛伊德、潜意识都放在一起了！你们这些董事还用潜意识分析俞敏洪心地本身是多么的不善良之类的，真是无奇不有。最后把那个个人投资者也听火了，这个投资者也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