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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党小组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在队伍中发展组织问题，并决定派在支队部任军需文书的中共党员刘书林赴西安，向省委汇报请示工作。4月，刘书林到西安大湘子庙街杜斌丞公馆，见到了陕西临时省委书记杜衡等人。刘汇报了王德修支队党的工作情况，省委同意在该队建立党的组织，并让刘书林带去一些党内文件。习仲勋、李秉荣等根据省委指示和眼前士兵生活异常困苦的实际情况，确定今后兵运工作的方针是：从关心士兵生活入手，利用同乡故旧关系，联络感情，也可以采取乡间结拜兄弟的方式，建立更紧密的私人关系，以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进而进行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宣传，逐步提高士兵觉悟。在进步士兵中培养骨干，发展秘密党员，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7月，习仲勋随二连移驻长武县以东的亭口镇。亭口镇有一个骡马店，店主人叫王子轩。此人好结交，讲义气。习仲勋为了便于联系，常以骡马店为开会接头地点。由开始生活中的交往，发展到结拜成异姓兄弟，甚至把连长唐万寿也拉了进来。唐年龄最大为大哥，亭口镇的刘士荣、小学校长刘警天和王子轩、习仲勋依年龄排列顺序，长者为兄，小者为弟。他们还效仿古人做法，对天起誓：“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庞涓挂双靴。”以这种重私情、讲义气的方法结交各方朋友，以掩护党的活动。他们在发展个人关系的同时，特别重视启发这些人的阶级觉悟，使之成为同情、支持革命的进步力量，有的还发展成党员。王子轩在习仲勋的影响教育下，为掩护党组织开展兵运，做了许多有益工作。他曾冒着风险，以自己的骡马店作为党组织活动的联络据点，并时常管吃管住，给予生活物质上的资助。两当兵暴失败后，一批革命同志还在这里养伤和躲藏。王子轩本人也投入了革命阵营，新中国成立后还担任县乡基层领导职务。

1930年秋冬之交，陕西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杨虎城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讨逆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的发展壮大，为党在该部的兵运工作提供了一个极好机会。中共陕西省委审时度势，及时地向该部派遣人员，发布指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形成有力的反蒋势力，省委拟组织起一支规模较大的联合武装，该旅被列为争取联合的三支武装之一。按照省委部署和要求，习仲勋、李秉荣、李特生等经过一年时间的艰苦努力，使该部二营党的组织得到一定发展，全营已有党员三十余人，一、二、三连建立起士兵支部，成立了党的营委会。李秉荣被推选为营委书记。不久，营委书记由一连特务长李特生继任。

1931年春，第三骑兵旅参加与陇东地方军阀陈珪璋作战。战前，习仲勋和其他党员分析认为，这是军阀之间的势力争夺，只能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使众多的士兵遭受无谓的流血牺牲。党组织决定，在士兵中进行宣传，并向上司提议坚决不主张打仗。开战后，党组织又提出了“力求少牺牲，不替军阀流血”的口号，在士兵中发生了较大影响。尽管这时党的组织和党员的活动是秘密的，但这些决定和党员的言行，在队伍中已显现出较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担任二连特务长的习仲勋，利用自己职务上的方便，处处关心士兵的疾苦，体贴士兵的冷暖，把党组织的意图灵活地灌输给士兵群众，因而尤受士兵拥戴。

兵暴中的营委书记

1931年5月，隶属陕西警备第三旅的王德修营，奉命向西南方向二百余里的凤翔县转移，并在新驻地进行集中整训。一营到达凤翔县后驻防北仓。我驻地离旅、团部较远，附近又无友邻相扰，十分便利工作。“全营党的工作有了加强，四个连党的士兵支部都有二十几名党员，日常斗争发动得很广泛，如反对官长打骂、体罚士兵，要求改善士兵生活等，都取得了胜利。士兵情绪很高涨。”此时，不满十八岁的习仲勋继李特生任中共营委书记，挑起了领导全营党的工作的重担。

习仲勋进入王德修营两年间，这支武装由西北民军改编为警备骑兵旅，又编入陕西警备第三旅，三次易帜；防地由长武移驻彬县，又到凤翔、凤县，辗转千余里。但是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坚持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进行了艰苦细致、扎实有效的工作，使该营的兵运出现了高涨局势，举行兵暴拉出队伍、走向光明的条件日趋成熟。全营的中共地下组织不断加强和发展，并起到掌握和控制部队的中枢作用。以习仲勋为书记的营委和各连支部组织健全，活动经常，形成有力的核心。班排长职务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

该营进驻凤县后，又以收编的部分土匪武装为基础组建了机枪连。怎样及时掌握和控制这个成分复杂的连队，营委书记习仲勋颇费心思。刘书林回忆说：“习仲勋告诉我，母亲说了，我们一定要在机枪连发展党员，开始可以先同他们交朋友，工作逐步深入。于是，习仲勋和我对机枪连的两个排长和一个特务长有意接近，表示亲热。后来为联络感情，方便工作，习仲勋、我和凤县文官模范小学的教员刘希贤与他们结拜兄弟，并拍了‘金兰照’。这张照片，刘希贤一直保存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两年间，还有一批中共党员，如田光烈、李艮、陈策、郭凤鸣、刘铭世、郭明效等分别在该营开展过工作，又因不同原因先后离开。这些为举行兵暴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习仲勋等及时在士兵中宣传抗日救亡，揭露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主义，大大激发了士兵群众的抗日热情。他们还特意传播中央红军反“围剿”胜利的消息，加深士兵对红军的了解。有时也秘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营造声势。宣传教育的实践，也考验提高了党员素质，密切了党员与士兵的关系。习仲勋特别善于和士兵交朋友，常常为伤员求医问药、送病号饭，在士兵中享有威信。李秉荣也重视与士兵的感情联络，他由机枪连连长调任时，多数人恋恋不舍，有的还流下泪来。这些为日后举行士兵暴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习仲勋等人在一营的兵运工作，自始至终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省委不仅有计划地派出党员打进该部，而且经常派巡视员来一营传递文件，了解情况，视察指导工作。警备第三旅进驻凤翔后，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又来到一营，秘密召开了三天营委会议。李杰夫提出一营立即举行兵暴，拉出队伍，奔赴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