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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与李杰夫分手后，秘密回到富平西区一带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习仲勋当时对渭北苏区这次失败的原因并不十分清楚。十二年后，他在《关于渭北苏区》一文中，客观而求实地回答了这一问题：革命运动蓬蓬勃勃，这样就威胁着三原、西安的敌人，敌人发动了六县民团“围剿”。另一方面，由于中共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派去渭北苏区工作的李杰夫、程建文等人，把富农和地主一样看待。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节，他们发动万余群众在三原附近的马路上游行示威。在敌人“围剿”时，则又死守阵地，击而不游。在失败时又束手无策，而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们也就逃之夭夭了。就这样在敌人的“围剿”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使渭北苏区遭到失败。

1934年春节前夕，习仲勋久病初愈，便急忙从豹子沟赶到了十多里外甘肃华池县北部的二将川。这时，刘志丹领导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主力正在南梁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创建和开辟新的苏区。习仲勋病愈归队，受到了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杨琪、政委高岗的欢迎。他根据组织安排，担任中共队委书记，以后还兼任义勇军指导员。

1934年2月25日，中共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再次选举成立了新的边区临时政权组织——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白天章、贾生秀为副主席。选举决定了土地、劳动、财政、粮食、军事、肃反委员。同时组建了政治保卫大队。习仲勋这年还不满二十一岁。

经历了陕甘边革命斗争的人们发出由衷的感叹：真是来之不易呀！这是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在西北地区的具体实践，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中共四十二师委员会、陕甘边特委坚持正确军事路线的结果。习仲勋也以热情洋溢的文字描述过当时的情景：1933年冬天，红军横扫陕甘边的反动武装，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当地小伙子见红军回来了，高兴地唱起了信天游：“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年的红军哥哥回来了。”从此，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 以烈火燎原之势发展了起来。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曙光照亮了葫芦河两岸。

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在党内“左”的错误严重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发生危机、又与上级党组织完全中断了联系极其困难的形势下创建和不断扩大的。

照金苏区的失守，曾一度使中共陕甘边区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在包家寨会后受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派遣赴西安寻找省委恢复关系未果，特委其他成员亦分散在党政军组织中活动，很难形成统一健全的领导制度。因而在这段时间内，红四十二师党委实际代行陕甘边特委的职权。随着南梁根据地的创建和党的武装力量的壮大，恢复健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就显得特别紧迫。习仲勋曾说过，那时“我们盼上级和中央领导，像盼命一样，一次派人、两次派人去找中央，元宝就给了不少，但还没有找到中央和上级领导”。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渴望与上级取得联系和健全党的统一领导的急切心情。

1934年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恢复和健全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张秀山任特委书记；同时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习仲勋继续担任特委委员。

7月下旬，习仲勋和刘志丹、张秀山等陕甘边区领导，在阎家洼子迎来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及其率领的陕北红军游击队和赤卫队。阎家洼子是陕甘边区红军一个重要落脚地，位于白马庙川、玉皇庙川、荔园堡川的三岔路口，离荔园堡仅三四里地之距，当时在红军中曾流传说：陕甘边区红军武装“上上上下下下，上下不离阎家洼”。

刘志丹、习仲勋与谢子长是在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前后分手的，这次老战友在自己的根据地久别重逢，叙旧言今，更是激动不已。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革命委员会专门召开欢迎大会，杀猪宰羊，慰劳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

月底，陕甘边区与陕北党政军领导人在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红二十六军连以上和陕北游击队支队长以上干部三十多人参加了会议，习仲勋“是主席团成员之一”。会议在总结讨论红四十二师和陕甘边根据地工作和任务的同时，决定红四十二师政委高岗去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由谢子长兼红四十二师政委；红三团随谢子长由南梁地区出发北上，与陕北游击队协同作战，进一步推动陕北游击斗争发展。联席会上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信和中央驻北方代表通过陕北特委转交陕甘边区的指示信。这两封信指责红二十六军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等。

习仲勋与刘志丹针对上述观点作了必要的说理和申辩。刘志丹说：有梢山主义不错呀！没有梢山主义就不行。谁不愿意在一个大平原上建立一个根据地?省得上坡下坡。但是国民党不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只有实行梢山主义。谁说不能以南梁堡、二将川、豹子川为中心去开展新的进攻呢？两封指示信和个别人的发言，给本来团结融洽的会议气氛蒙上了阴影。

习仲勋和许多与会同志认为，阎家洼子会议积极因素是主要的，它对于统一两支兄弟红军的步调，团结协作、共同对敌，特别是决定红三团北上，对于陕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他们对与边区没有直接联系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两封信不能理解，尤其对扣在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头上五顶吓人的帽子产生了极大反感和诸多疑虑。

习仲勋反复思考：自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后，陕甘边特委在完全与上级领导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以高度的主动性和责任心，坚持从实际出发，致力于陕甘边区根据地的建设，并取得了众所公认的成绩。批评者掌握的情况来自于何人？依据何在？他感到十分委屈和奇怪。习仲勋在当时情况下还没有意识到根子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作祟，尽管憋了一肚子气，但觉得这些无理批评只是发些空洞议论而已，因而，还是从大局出发，以主要精力投入对现实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之中。会后陕甘边区特委在自身给养困难的情况下，仍给陕北游击队提供了百余支步枪、弹药和数百银圆的经费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