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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的这些工作思路,在随后召开的全省地委书记会议上得到广泛赞同。会后,有些工作便立即开展起来,如在引进香港的资金和技术方面,到年底时已达到几十个项目,资金近四千万美元。其中,同一位港商合作生产电子表项目,四十天内就建成投产,成为最初引进工作中的突出事例。这些做法,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成为热议的话题。习仲勋的这些新想法,也成为广东在全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先走一步的重要思想基础。

习仲勋要求各地干部,要听得进不同意见,“要有几个敢提意见的好朋友”。不久,习仲勋自己在这方面也遇到了一次考验。

9月25日,惠阳地区检察分院的一名叫麦子灿的干部,给习仲勋写了一封十分尖锐的批评信,说习仲勋“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理由就是习仲勋在惠阳地区调查时,赞扬了惠阳地委的治水工程。麦子灿认为这是习仲勋仅凭听取惠阳地委汇报得来的结论,而没有真正听取群众意见。他认为惠阳地委搞的治理淡澳河工程,把附近几个公社的生产队搞得倾家荡产,实际上是刮了“共产风”。他建议“目前是救民要紧,不要搞那些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大工程”。他批评习仲勋“讲的重视群众来信来访也是个漂亮话,是句空话!因为你只讲,没检查督促。”麦子灿的信最后说:“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

秘书收到这封信后,出了一头冷汗,开始不敢给习仲勋看,却又不敢隐瞒。没想到,习仲勋看完信后非常重视却又十分坦然。他在省革委会主任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并称赞:“这封信写得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他给麦子灿复信:“你9月25日的来信很好,对我们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负责干部目前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他还委托前去惠阳帮助地委整风的刘田夫,同麦子灿面谈,请刘田夫帮助地委切实解决麦子灿所反映的问题。

为了活跃党内民主生活,进一步把党内民主空气发扬起来,习仲勋同省委常委研究后,把这封批评信印发给各地、市委和县委,并附上他给全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单位负责人的信。他在信中指出:“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警醒过来。”“希望各级党委在讨论时联系实际,看看在实事求是、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和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等方面,存在什么问题,应当采取哪些有力的措施,纠正缺点,改进作风,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习仲勋给麦子灿的复信和致全省领导干部的信连同麦子灿的信公开见报后,在全省特别是惠阳地区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普遍认为,习仲勋同志对群众的批评意见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态度,使群众增强了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敢于讲真话的勇气。只要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真正这样去做,充分发扬民主,活跃党内生活,各项工作就大有希望了”。惠阳地委组织干部认真学习讨论了习仲勋和麦子灿的信,对照检查了在民主作风和群众路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整改措施,实事求是地修改了原来治理淡澳河工程的计划。

习仲勋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很好地处理了这件事,在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中,一时传为佳话。

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叶剑英讲到发扬民主时专门提到这件事。他说:“这里,我还要提一下习仲勋同志。同志们从报上大概都看到了广东惠阳地区一位基层干部写给习仲勋的信和习仲勋同志的复信。习仲勋同志那种不怕听刺耳意见、鼓励别人讲话、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学习。我们有些同志,嘴里也天天喊要批评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立刻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对于这种人,我们要劝他们好好看看习仲勋同志的复信,读读‘叶公好龙’的故事。”

改革开放先走一步

中共广东省委在1979年2月派出8个调查组深入调查之后,开始了农村体制改革,同时也形成了新的认识:在改革开放中要先走一步,必须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

实际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从1977年下半年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纲要开始,中央就考虑如何冲破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的状态,逐步进入国际市场,以加速国内经济的发展。1978年春夏,中央先后派出三个考察组去境外考察。其中一个是由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成的经济贸易考察组,在香港和澳门的工厂、农场、港口、建筑工地、农产品市场及一些商店实地考察,探求与内地特别是广东合作发展的可能性。

考察组回到广州后,向习仲勋等广东党政领导人介绍考察情况,建议广东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派出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力量,使农业从“以粮食为主”逐步转到“以经营出口副食品为主”,积极发展建筑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开辟游览区,办好商业、服务业和文化娱乐场所等。考察组介绍的情况和建议,与广东省领导的想法产生了共鸣。

习仲勋等广东省领导人由此进一步打开思路,向考察组提出了在毗邻港澳的地方建立试验区的大胆建议。之后,广东省开始积极收集对外开放可供借鉴的资料并加以研究,重点研究了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经验,准备借鉴他们的做法,放手大干。

国家计委和外贸部考察组回京后,向中央提交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提出借鉴港澳经验,把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6月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华国锋等听取考察组汇报后,肯定了这一建议,指示:“总的同意”,“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迅速落实中央领导的指示,由此开始了创办经济特区的历程。

6月20日晚,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关于迅速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建设问题。会议责成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建安负责,主持召集省级有关单位研究,提出加强这两县建设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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