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主要内容，包括：外汇收入和财政实行定额包干，一定五年不变；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物资、商业实行新的经济体制，适当利用市场调节；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管理权限；试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出口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文件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经中央批准的广东省委报告还提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事业。”报告也明确特区的管理原则是“既要维护我国的主权，执行中国的法律、法令，遵守我国的外汇管理和海关制度；又要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

这个伟大的战略决策，是对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外开放理论正确理解和发展的结果，受到广东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伟大的战略决策是一个支点，撬动了中国旧体制的巨石。

标本兼治解决“偷渡外逃”

正在广东省实施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时候，另一个历史难题——“偷渡外逃”又一次突出起来。在解决偷渡外逃问题的过程中，习仲勋和广东省委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加快改革开放，迅速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偷渡外逃问题。

广东群众偷渡外逃到港澳，是一个历史上长期没有解决的特殊问题。新中国建立之前，边防管理松懈，实际上有边无防，粤港澳三地居民自由出入。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于1951年3月15日设立边防线，加强管理。建国初的7年间，香港居民经常到广东寻找工作。后来，由于我们实行一系列“左”的政策，加上三年困难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广东连续发生偷渡外逃到香港和澳门的事件。其中严重的有两次，一次是1962年，广东省共发生偷渡外逃117900多人次，逃出39700多人；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出现了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习仲勋到广东履职后，就遇到了这个棘手的老大难问题。

对这次新的偷渡外逃风，中共广东省委十分重视。1977年11月，韦国清、王首道等在向到广州视察工作的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说，当前广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靠近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邓小平当即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 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他指示要认真清理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这番话，是邓小平对当时中国社会深刻认识和反思的结果，是有远见卓识的。

1978年下半年，广东偷渡外逃又严重起来。7月初，习仲勋到地市县考察，就选择到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他指出，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为了尽快遏制偷渡外逃风潮，根据习仲勋指示，中共广东省委于９月发出制止偷渡外逃的紧急电报通知。10月14日至18日，全省反偷渡外逃座谈会在汕头市召开，提出必须切实加强对反偷渡外逃斗争的领导，积极搞好生产，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要求严格边防管理，加强堵截工作。由于人心浮动，有人闻风铤而走险，偷渡外逃反而愈演愈烈。为此，11月下旬中共广东省委再次召开有关地、县委负责人紧急会议，并在边防地区组织了一次有近万名干部、民兵和驻军配合的反偷渡外逃统一行动，到12月偷渡外逃才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1979年春节前后，粤港澳人员交流频繁，边防地区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 ，“内地劳动1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顺口溜。事实也是如此，1978年深圳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人均年收入却高达13000港币，相差达40多倍。再加上受海内外“边境开放”、“广东要放100万人去港”等谣言的影响，偷渡外逃在春节之后又一次出现高潮。

当时对抓住的外逃人员采取收容的办法。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工作也带来极大困难。是年1月至6月初，深圳收容站收容的人已超过10万人（包括港英当局1月至6月初遣送回的33000多人），比上年全年收容总数增加一倍。各收容站人满为患，生活设施无法适应，卫生条件极差，又值夏天，使人难以忍受，有的收容站还发生了没饭吃、饮水难、伤病者得不到及时医治的现象。这时，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来深圳视察，看到收容站的这种情况，当即给宝安县提出意见，回到广州后又向习仲勋反映了收容站存在的问题。

习仲勋很重视，立即与有关人员研究偷渡外逃和收容站的问题。他愧疚地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做敌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对于他的意见，当时很多人不接受。习仲勋反复说明和引导，使大家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实现了“偷渡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观念的转变，这对省委认清解决偷渡问题的正确途径，进行改革开放，繁荣边境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据齐心回忆，当时“有人反映习仲勋对反外逃不重视，实际上，他不是不重视外逃问题，而是反对以‘左’的方法处理外逃问题，认为把偷渡的人一律当成犯人对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令他深思的是这种沿用以往‘左’的观点、方法和措施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逃问题的，必须清理‘左’的遗毒，采取标本兼治的积极态度，从源头抓起，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逃问题。”

习仲勋按照这样的原则和思路来处理偷渡外逃问题，也经过了一些曲折。按照他的指示，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前往深圳，贯彻落实反偷渡外逃的政策。经过黄静波反复做工作，深圳市才把收容站的人运走或放走。可是就在第二天，来自惠阳、东莞、宝安八十多个乡镇的七万群众听信谣传，误以为开放边境，纷纷涌向边境前沿，强冲边防。由于深圳市委事前做了准备，动员大批人员和边防部队一起全力进行劝阻和教育，事态才得以平息。这次偷渡外逃风潮，在香港引起强烈反响，港英当局动用军警堵截偷渡外逃者，并向我方施加舆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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