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24日至30日，谷牧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会议。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和福建省负责人马兴元、郭超等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负责港澳工作的人员参加。这次会议检查总结了中发［1979］50号文件的贯彻执行情况，进一步研究了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

习仲勋和刘田夫向会议汇报了广东的情况：深圳、珠海两个特区筹建工作的步伐明显加快，一支精干的专家队伍已参与到深圳、珠海特区的建设规划中来；起草拟订出包括外资企业的注册、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特殊优惠办法、劳动管理、组织管理等内容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草案）》；一批开拓者已进入特区工作，蛇口工业区开始建设。1979年广东省外贸出口创汇创历史最高水平，比上年增长32%；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达到20.5亿美元，增长32%；与外商签订装配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的合同金额达6.56亿美元。在汇报成绩的同时，也汇报了存在的问题：随着特区建设步伐的加快和出口贸易的大幅度增加，又出现了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能源、运输等关键环节薄弱，市场供应紧张等问题；由于过去从来没有这样的实践和经验，加上缺乏必要的防范措施，出现了走私和黑市买卖港币等问题；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由于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对中发［1979］50号文件的某些规定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在工作上也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汇报中特别谈到，社会上对特区这样的新生事物有很多议论，有人甚至怀疑广东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随之，福建省也做了汇报。

这次会议，充分肯定了广东和福建两省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在贯彻对外开放方针和试办特区等工作中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提出了解决存在问题的具体措施，研究提出了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在许多问题上取得共识。会议强调，试办特区必须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根据目前两省财力物力的可能，广东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办好，其次是珠海。会议还明确指出，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

3月30日，会议在广泛讨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重新核定广东每年财政上交10亿元，比中发［1979］50号文件确定的数额少2亿元，并就解决能源和交通运输、改进海关管理、简化出入境手续和资金信贷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办法。此外，会议还采纳了广东省的建议，把“出口特区”正式改名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

5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这个《纪要》并作出批示（即中发［1980］41号文件），肯定了中央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试验，不但有利于加快两省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短短的时间内，两省工作有很大进展，成绩是显著的。同时在批示中，客观地指出两省在实行新体制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这是前进中的矛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广东、福建两省必须加强领导，兢兢业业做好工作，加快经济的发展，为四化建设做出贡献。中央有关各部门，要把搞好两省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强对两省工作的指导，采取积极的帮助的态度，而不能撒手不管。希望中央各有关部门和两省加强协作配合，共同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6月19日，中共广东省委举行省、市直属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报告会，传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纪要》的批示。习仲勋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继续解放思想，肃清“极左路线”流毒，充分发挥广东省的优势，积极稳步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切实把经济搞活，闯出一条加快四化建设的路子来，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此之前，中共广东省委于5月4日任命吴南生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党组书记。6月12日，又任命吴南生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以加强对特区工作的领导。同时，习仲勋和省委还决定，派出领导干部到香港和一些发达国家考察，增加他们对现代化建设的感性认识，增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改革开放意识。

7月29日至8月8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讨论运用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有利条件，发挥优势，扬长避短，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加快广东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步伐的问题。习仲勋在总结会议时指出：“中央批准我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了我们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权力，这也是我们加快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有利条件”，“现在重要的是要认清形势，勇于实践，积极地通过实践、通过试验，去探索调整经济结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路子，使我们的经济真正活起来，加快前进的步伐。”

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于1979年12月27日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经济特区”这一名称也首次见诸于新闻媒体。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与此同时，有关方面还具体制定了海关法、投资法、土地管理法和治安保护法等一系列单行法规。经济特区对投资外商在经营管理、税收、土地使用、产品销售和外汇管理等方面给予优惠的待遇，并成立了经济法庭、法律顾问处和经济仲裁办事处，使特区的立法和司法工作进一步完善，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此时，外商在深圳的投资骤然增加，兴办的项目达到300多个。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习仲勋带领广东人民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终于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经济特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使广东人民看到了希望。当年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没过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见家乡经济发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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