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给中国的未来绘制了一幅宏伟的画卷，将深刻影响着政治、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见微知著，且让我们从“简政放权”这个点上说起。

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地方政府的行为类似一个全能型的超级公司，它深度介入到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与地方政府长期活跃的经济活动相对应的是，相当一批政府官员的专业职能，其日常作为与经济活动紧密相关，也造就了相当一批熟悉经济运作的人才。

随着“简政放权”的展开和深化，地方政府逐步从相关经济活动中退出，已是不可逆转的大势。这意味着，这批熟悉经济运作的人才中的相当一个比例，面临着职业生涯、乃至整个人生的一个新的重大权衡和重大转折：转岗或者下海。换言之，下海，重新成为一个分量不轻的选项。

“下海”，曾经是上世纪80年代的最火爆的主题词之一。

当年第一批下海者，多半是情势所迫，他们中的多数是体制中的边缘人，是被体制的变革甩出体制的一族。他们曾经为自己的如斯命运有委屈、有失落、有不平、甚至有怨气。幸运的是，他们中的多数，成了下海的受益者。这个受益的示范效应还来得很快，不出十年，下海就成了司空见惯，甚至在许多地区、部门和行业蔚然成风，下海者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承认，甚至是羡慕嫉妒恨的五味杂陈。

“简政放权”，将启动新一轮的下海潮。二次下海，正蓄势待发。二次下海，也很有机会成为这一轮改革深化的关键热词之一。

与上一轮80年代的下海不同，这一轮的下海有着崭新的特点，可以说是上一轮下海的升级版。首先是主体的差异，与上一轮下海者是体制的边缘人不同，这一轮下海者之中将有许多是体制的中坚、甚至是炙手可热的红人；其次是压力环境不同，上一轮下海更多是出于无奈，这一轮下海则是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可以从容地进行反复的权衡；区别最大的是起点的不同，上一轮的起点不能算高，市场在发育的早期不说，下海者能够依托和投入的资源也有限，得更多依托个人自身的人力资本，而与当时的人力资本投入相比，社会资本的占比不能算高、而金融资本的贡献就更有限了，到这一轮，下海者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三者不仅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上了一个甚至几个台阶，在配比结构上也更加均衡，更根本的是，市场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育、在某些领域甚至已经相当发达，为这些资本的投入、贡献和增值提供了良好的机制和环境。

从吏治改革的层面看，二次下海，起到了给体制减负的效应，是吏治改革的成果，同时，更为重要也更为根本的是，它也对吏治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正反馈响应。这个正反馈，核心体现在对存量人力资本的盘活、给了体制内的人力资本跟市场大接轨的新机遇。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市场发轫和发育，下海者的人力资本注入已是功不可没。与上一轮相比，这一轮下海将给市场所注入新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其他资本，其起点会更高、规模会更大、效果会更突出，对经济生活所增添的动力和活力将上一个新的台阶，对深化市场将起到更多的正面和积极作用。

与上一轮下海相比，这一轮的二次下海，不仅给市场注入了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积极有益的影响。与上一轮下海潮中，早期下海者受到社会的歧视不同，这一轮的二次下海，跟社会的交融程度、契合程度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下海者给社会生活也注入了相当有质量的社会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发育和加强也将起到有益的作用。

不容忽视的是，上一轮下海潮中，利用双轨制套利、利用特殊身份地位进行官商勾结的现象并非鲜见，也很是为世人所诟病。这一轮下海，更需对此防微杜渐。令人欣慰的是，十八大以来效果卓著的吏治整顿，让我们对此颇具信心。

展望不远的将来，二次下海的潮声正在隐然作响。 高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