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也限牌、限行了！”15日19时，天津市政府召开发布会，天津紧随上海、北京、广州，加入小客车限牌、限行城市行列。值得关注的是，天津“双限令”公布5小时后就正式实行，突如其来的政策，让此前在北京、广州上演的“汽车连夜抢购潮”在天津重现。（12月16日《新闻晨报》）

天津限牌政策从公布到实行，不过5个小时，一些市民不得不匆匆购车，搞得众人狼狈不堪。据报道，15日下午，限牌政策正式公布前，天津市多家4S商店已是人满为患，不少人直接携带现金抢购汽车。

网友感慨，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有很多网民提出质疑，汽车限购这样的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为什么不能先征集民意？为什么要搞“半夜鸡叫”？据新华社报道，在行政许可法已经实施的背景下，对于汽车这种大件商品的限购要经历哪些民主程序尚无“说法”。

城市交通拥堵，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典型的“城市病”。在没有找到“病根”之前，似乎只有通过“限购、限牌、限行”这些行政手段，才能抑制住汽车保有量增长过快的发展态势，并逐渐被更多城市所效仿。而纵观日本、美国等国际大都市治理城市拥堵的经验，我们不难发现，汽车发达国家大规模使用限行、限购这些行政手段的几乎没有，他们的治堵之道更多依靠的是市场化的调控手段、管理水平的提高、高科技的力量和制度设计的缜密。

当然，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现实国情，“限购、限牌、限行”可能是短时间内解决目前城市交通拥堵最快的办法，但绝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半夜鸡叫”的政策将缓冲期大大缩短，也许是为了让政策得到更高效的执行，但被抑制住的消费需求却没有得到合理释放，会不会转换为其他形式从而滋生出新问题，也是需要决策者一并审慎考虑的。

另外，汽车作为一种现代交通工具，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满足了人们提高出行效率、提升生活品质的改善性需求。这种需求对所有人来说都应该是合理的、公平的。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凡是像汽车限购这样涉及公共利益的政策，应尽可能地维护多数人的利益，用更加民主的方式倾听民意、集思广益，才能寻找到“最大公约数”，从而实现最大程度的公平。 宋 华